2025年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十八篇)
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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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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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篇一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二百零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第二百一十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第二百一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
第二百一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篇二
提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03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06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04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04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xxxx年xxx月
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
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协议书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与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等各矿之间签订的合同，被申请人张**是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的代表人。申请人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的代表人。原、被告个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各自的铁矿签订协议。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各自所代表的铁矿承担。
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其他四矿井以每井口10万元支付仁达主井”，而不是张**个人支付张**个人10万元。
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是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v^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０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１）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v^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案应当以原、被告各自所代表的铁矿企业为原、被告进行诉讼，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方，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诉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申请人现有确切证据证明原判决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特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再审决定。
请求抗诉事项: 请求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审。
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法院没有理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导致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
2000年3月20日，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在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工程招标中中标，承包了位于北石店镇北石店村的一套住宅楼的建筑工程。同时，中标通知书中对工程的建筑面积面积和总造价都有明确的数额，双方同时签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后在施工过程中，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委托项目经理郑超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委托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并且代理给一公司预付工程款。此后，在施工过程中，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确实并代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项，但因工程总款项未全部付清，工程无法验收，致使该工程未能交付使用。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认定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与晋城市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2000年1月7日签订的矿务局机修厂东小区一号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是不正确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的认定必须符合该法第52条所列的五种情形之一。即然没有事实证明本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有法定的违法情形，凭什么就轻而易举的否定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呢？申请人早在1999年12月就已经中标。然后于2000年1月7日于房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0年3月7日委派项目经理郑超带领建筑工人进驻工地开始施工。2000年3月10日又按规定填写了开工报告。此后，申请人按约定建好了该住宅楼，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现在，法院却要否定该合同，显然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相互背离。
二．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判决书把2000年6月1日，段庭志和郑超所签订的“施工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并把其作为定案依据，是彻底错误的。
首先，该合同是由段庭志和郑超分别以房产公司、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名义所签订的。这也足以说明段庭志是在承认房产公司与建筑一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建筑合同。判决认定段庭志与郑超签订的合同是职务行为，那他为什么不以其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身份与郑超签订协议，而是以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一公司代理人郑超签订合同。至于法院认定是段的职务行为是法院给段找的理由，法院如此这样偏向一方，不知是何原因。其次，房产公司和一公司事先并没有授权他们，事后也没有追认他们的行为，该合同上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我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明显可以认定该协议无效。另外，更改的工程造价明显低于中标价和市场价，郑超是受胁迫所签，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更没有公司的授权和追认。这份合同显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如此漏洞百出的“施工合同”，法院仅采信此证据把其作为了定案的依据，实体上错误，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其次，如一些附属工程（化粪池、围墙）和加深、加宽的土方工程都应结算，而法院既不判决也不审理，法官这样断案不能以理服人。该工程的实际造价与法院所认定的3107940元的造价相关太远，申请人根本不能接受，从一公司和房产公司在2000年1月7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是典型的承包与发包关系，一公司仅对房产公司负有交付已竣工住宅楼的义务。而郑超和一公司要受委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一公司所指派的工地负责人，在本案中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机厂服务公司和一公司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即被申请人和一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诸多错误，存在民诉法第179条中所规定的情形，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篇三
申请人高xx，女，汉族，20xx年8月18日生，住江苏省苏州市xx苑xx幢xx室。
被申请人杨xx，男，汉族，20xx年2月12日生，住上海市xx区xx路xx号xx室。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对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在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xx)园民初字第xx号判决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的xx理想xx有限公司(下称“理想公司”)书面说明系伪证，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返还50万元的前提条件成立即50万元已足额出资，向法院提交理想公司向xx爱龙xx有限公司(下称“爱龙公司”)出借万元的证据及理想公司出具的其是受被申请人委托向爱龙公司注资50万元的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是伪证。理由有二：1、该证据与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其50万元的出资方式是部分由本人以现金方式注入，部分是委托理想公司转账注入，相矛盾;2、被申请人只举证证明理想公司曾出借爱龙公司万元，并未举证证明曾出借50万元。另，理想公司与爱龙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因理想公司的单方言行而转变为被申请人与爱龙公司间的股权关系或被申请人所称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转变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这一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爱龙公司及(或)其股东对被申请人承担返还出资义务，缺乏事实基础。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错误地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
《合作协议书》载明“乙方(被申请人)出资五十万元从甲方(申请人)原有股权中取得xx爱龙集团有限公司4%股权，同时获得xx爱龙公司8%股权”、“每次资金使用前均须提交有关部门的请款报告，在甲乙二人同意并签字之后方可领取”、“乙方保证及时。足额提供公司所需经费，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上述五十万元资金原则上为20xx年10月到20xx年1月约4个月的费用，资金使用包含以下三项：a日常运营，b设备添置，c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原判决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认为是股权转让关系。该认定存在四点无法解释之处：(1)如为股权转让关系，申请人为何从未获取哪怕是1元钱的转让金?(2)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二人同意并签字方可领取”使用?(3)如为股权转让关系，被申请人为何要对爱龙公司承担出资不到位责任，即“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4)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用于爱龙公司“日常运营”、“设备添置”、“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
申请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为项目投资关系，即被申请人向爱龙公司出资，而申请人作为公司的大股东从维护公司利益角度出发，甘愿稀释自己的股权以让渡部分股权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只负有让渡部分股权的义务，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三、申请人收集到新证据以证明《备忘录》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推翻原判决。
被申请人提供的《备忘录》擅自修改了二人之前协商达成的口头协议，在申请人急于外出之时，利用申请人年龄大、判断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及对被申请人的充分信任等，交与申请人签字，为申请人设下文字陷阱。
《备忘录》载明“(被申请人)放弃原拟向高xx购买的8%爱龙公司股权及高xx承诺赠送的股权”，双方之前从未有过有关股权转让的商谈，更谈不上达成股权转让的协议，所以无从谈起“放弃购买”。被申请人意图用这样的条款联系《合作协议书》载明的被申请人需向爱龙公司注入50万元来混淆法庭视听，以让法庭确信双方间是股权转让关系。可惜，这个条款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1、被申请人一直声称已足额出资50万元，既然已足额出资，何来条款用词“拟(购买)”?2、被申请人如未足额出资(申请人一直主张未足额出资)，其“放弃”“购买”，又如何让申请人返还50万元?
《备忘录》将口头协议“爱龙公司融资成功后，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退出公司，由爱龙公司回购股权及支付其他款项5万元”修改为“根据爱龙公司的融资进程给予适当宽限，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55万元(《备忘录》第2条的文意)”。在爱龙公司经营陷入极大困难面临关门时，任何人都不会做出内容为《备忘录》第2条的承诺，该承诺实为对爱龙公司的债务承担。一审时，申请人无法获取证明《备忘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一审判决生效后，被申请人在发给申请人的电子邮件中已承认(默认)其修改了口头协议。
四、本案符合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条件，可以适用民法原则以实现个案正义。
姑且不论双方证据、观点，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法的价值“正义、秩序”：本案件，被申请人同意向爱龙公司注入资金取得股权是基于爱龙公司将向风险投资公司融资的事实，这其中隐含着巨大商机或收益，即爱龙公司一旦融资成功，投资方将会设法将爱龙公司上市，如此被申请人的股权将会得到数十倍的资本收益。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被申请人也应承担爱龙公司融资不成经营困难所带来的风险，从《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被申请人对这个风险完全是有认知的。一审判决带来的结果是，被申请人将投资风险完全转嫁到没有获得任何收益或收益机会的申请人身上;申请人未获得转让金、收益或收益机会，却要为被申请人承担投资风险。这样的结果肯定是非正义的，是违背社会秩序的。穷尽法律规则、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存有更强理由，才可以适用法律原则，本案完全符合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
综上，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特向贵检察院提请抗诉。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篇四
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其依据的是《^v^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本代理人认为，一审、二审法院在对矿产资源法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因为，一审、二审法院都认为：“按照《^v^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数个合伙人之间不能共有、共用同一个《探矿证》，每个人必须分别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探矿证》，否则无效。”，如果按一审、二审法院这种理解的话，那么对一个从事探矿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假如这个公司有50名股东的话，那么这50名股东就必须要分别申请办理各自名下的探矿证，否则合股从事探矿的协议因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那么，对于一拥有500名股东而从事“探矿行业”的股份公司来说，按照一审、二审法院的理解的话，这500名股东也必须要分别办理各自名下的探矿证，否则，合股协议也因违反国家法律强制规定而无效。……那么，对于一个拥有50万名股东而从事探矿、采矿的上市公司呢？……显然，按照一审、二审法院这样对法律的理解，是极端错误的，也是极端荒唐的。
2025年向检察院抗诉申请书案例(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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