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促进教育公平，减轻学生负担，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这一政策需要校内教育和考试改革等多方面的配合和落实。对于学校而言，要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要做好考试改革，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 在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到每个地区、每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对教育行业的监管和指导，确保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通过双减政策的实施，我们可以为国家培养更多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范文，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范文一

■中国――菲律宾签署《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

2006年6月5日，“中国与菲律宾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双方签署了关于中菲《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将在未来5～10年内，中菲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都提升到新的高度。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菲双边贸易额达到176亿美元，从2002年起就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而双边相互投资的总合同额已经超过68亿元。

■中巴自由贸易区谈判就降税模式达成一致

2006年5月17日，中国――巴基斯坦白由贸易区第三轮谈判在伊斯兰堡结束，双方就降税模式及自由贸易协定文本基本达成一致。此轮谈判中，中巴双方就市场准入、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贸易救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

双方初步商定，中巴自由贸易区第四轮谈判将于2006年9月在北京举行，届时双方将就具体降税商品清单和双边保证措施等法律条款进行磋商，进一步完善各方面的细节，争取能在年底前签署协定。

■中澳第五轮自贸区谈判，双方举行副部长级磋商

5月25日，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芮捷锐在北京就中澳自贸区问题举行了磋商。双方表示，将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积极推动小澳自贸区谈判的进程。

此前，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中澳自贸区谈判第五轮谈判，并就未来自贸区协议的框架和所包含的章节基本达成了一致。此轮谈判后，双方将各自准备在货物和农业方面市场准入的出价和要价，并将于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六轮谈判，就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

■印度期待印中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

近日，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表示，随着和其最大的邻居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印度期待在“未来数年内”和中国的贸易额能够达到200亿美元。

穆克吉表示，“有足够的空间来（供中国和印度）共同发展，共同增长，而且并非是建立在损害对方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彼此依赖。”穆克吉透露，2005年，印中的贸易额已经达到180亿美元。

■美国和哥伦比亚希望尽快完成自由贸易谈判的细节工作

2006年6月14日，美国和哥伦比亚两国总统表示，希望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细节工作。布什在与哥总统会谈后表示，双方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但一些细节工作仍需处理，尽量快速完成这些工怍。

2006年2月，美国和哥伦比亚宣布，两国在经过2年的谈判后，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但此后双方一直在协议中农业部分的技术细节方面存在争议。由于遭到国内农业部门的反对，哥伦比亚无法履行该部分中的许多承诺。

多边动态

■美农委会主席与拉米就农业谈判进行讨论

2006年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鲍博?古德雷特与来访的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就“多哈发展回合”农业白山贸易谈判的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

鲍博?古德雷特表示，针对拉米提出的希望美国继续作出让步的要求，美国国会绝不会支持。我们现在正等待着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大胆且有价值的让步，美国不会接受任何一项仅有利于其他成员而把我们的生产商置于不利地位的协议。他还强调指出：“公平贸易对美国农产品生产者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国内农产品生产者获得更多的中场准入机会。美国不会单方面作㈩更多让步。”

■多哈回合阳务贸易谈判面临僵局危险

由于农业谈判和非农产品中场准入谈判（NAMA）停滞不前，多哈回台服务贸易谈判也受到了严重威胁。WTO秘书处服务贸易司司长马姆杜指出，如六月底前各方不能就农业和NAMA谈判达成一致协议的话，服务贸易谈判将“陷入僵局”。马姆杜称，山干服务贸易谈判和其余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其余两者进展受挫的盾，我们（服务谈判）将陷入僵局”。他还说，“如果农业和NAMA谈判没有达成协定，服务贸易谈判陷入麻烦是必然后果。”

■日本反对世贸组织农产品谈判关于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建议

2006年6月12日，日本表示反对20国集团在本轮世贸组织农产品贸易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发达成员将农产品平均进口关税削减54%的建议。日本认为，20国集团的建议不应是各成员农产品进口关税谈判的重要议题，因为不少农产品进口国认为，很难接受20同集闭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建议。

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范文二

【论文摘要】：文章先阐述了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原因，然后简要介绍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接着，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共同利益和国际机制的层面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在经贸、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这并没有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自发改进，反而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两国存在着愈演愈烈的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发展，甚至会世界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减少冲突，相互合作以达到"双赢"，中美双方试探性地进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形成了相关机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为使该机制更大程度促进中美合作，我们必须对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内在规律，把握其局限性与发展方向。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由来及其过程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将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进入创建轨道。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07年5月22-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机制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二、剖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因

首先，共同利益是双方对话的基础。"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中美双方均从这种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①如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四位进口国。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降；而获取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产品，不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且使美国的GDP每年增加0.7%，通胀率减少0.8%，有利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确保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全球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世贸谈判等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和平发展，也一定程度需要美国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②另外，中国现今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对环保、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对华一贯立场的。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不但能够给中国带来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也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建立以经济对话为基础，兼顾政治、安全以及环境范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单单可以使中美双方解决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其它领域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其次，冲突与磨擦不断加大是对话的刺激因素。虽然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程度并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恶性循环的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所以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方面却又加强对华的技术出口控制。美国作为高技术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高技术产业占据比较优势。控制对华技术出口必然导致加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华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对话来逐步构建双方互信，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再次，双方认知趋于一致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双方合作的意愿，仅仅有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双方主观认识相一致。"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国际合作是国家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的"③。中美双方对有关问题的认知逐步趋于一致，使对话有了了现实的可能。比如，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④。2005年9月，一些美国政府高官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时，说应尽量淡化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制造商的"负面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其他因素。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也开始从自身分析问题。比如，中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不仅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利益，也会导致国内高新技术难以发展，所以中国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并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都说明双方的认知逐步趋向一致，使双方走向对话的道路。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的进行，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⑤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要在这个共同利益上实现有效的合作，还必须发挥机制的作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在中美多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首先，对话定期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后，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定期举行，使得该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对话立足点高，涵盖面广。战略对话就是要站在制高点来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建立之初，就立足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话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使得双方能够更为全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再次，对话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从第一次对话讨论的五个专题，扩展到第三次对话的八个专题，逐步扩展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并在原有议题逐步进行深化和扩展。从广度和深度的循序渐进，有助于降低双方调整的烈度，使双方合作能够更加稳步进行。

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为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等因素，导致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机制的顺利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注定将在复杂、曲折和艰难的道路中前行。

首先，中美双方关注点和期望值不对称。中美各自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点不同，从目前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最关注的是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不少问题的期望也是不对称的，在美国看来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需要在长期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牵制。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国内政治极为复杂，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斗从未停止过，众多的行为者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美国的各政党与利益集团中，汇集着大批在对华贸易中的"受损者"（如劳工集团），强烈要求对华采取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的纷争发生"溢出效应"，必然影响到"高层政治"，使得在双方对话中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战略对话进一步加深。

再次，构建战略互信存在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⑥其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基本符合一致的。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两国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在这些领域又是相互竞争的。合作与竞争的交织，使得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双方难以互相信任。另外，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双方并非通过短时间的沟通就能得以相互理解。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美国对此心存疑虑。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真正将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的外在表现，还是因为陷于反恐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缓兵之计?

总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以，也不能期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能迅速高效的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只是中美双方的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通过对话加强理解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面，但要解决中美关系间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中美双方在彼此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中美两国从多方面、多层次上做出更大的和不断的努力。

注释

①王勇.《中美经济关系：寻求新的分析框架》，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7:10-12.

②张幼文.《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国际经济评论》，2007，11:48-51.

③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④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范文三

关键词：气候合作 地位 中印关系

一、中印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合作背景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既面临着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艰巨任务，又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困难。中印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基本国情和极其相近的立场，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一）中印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基本国情相似

中印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一是人类发展指数排名靠后，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2010》，印度排名119位，中国排名89位，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极低，文盲率较高以及贫困人口众多等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决定着两国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与消除贫困”；二是两国经济近些年虽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相似，如能源需求旺盛、能源结构不合理（一次能源消费中，印度化石燃料占70%，中国87%）、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以及煤炭等低品质能源所占比重偏高等；三是两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逐年增长，中印两国排放量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四，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这种相似的国情为两国合作寻求应对气候变化进行谈判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二）中印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相近

第一，两国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应沿着巴厘路线图推进；坚持公约与议定书双轨制，《京都议定书》必须继续存在。基础四国第九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为了全面、持久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德班会议应按照公平、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取得广泛、公平和平衡的成果。”“《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石，明确第二承诺期是德班会议的优先任务。”

第二，公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任何气候变化协议的核心和基础，而且是设定任何全球减排目标的前提。在德班会议之前，印度表示，在目前阶段，同意任何有约束力的减排都将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和人口脱贫，印度目前还有4亿贫困人口，印度已经拒绝了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条约，这些条约将使自愿减排变为强制性的减排。

第三，在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架构下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应提供公共基金；短期内透明使用的快速启动资金。

第四，两国一致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知识产权不应成为技术转让的障碍。

二、中印气候变化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发展历程

从2005年开始，中印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2005年4月，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正式与印度政府讨论了中印在能源安全和节能领域进行合作的相关问题。从2004年至2007年，中方由外交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环保总局、中国气象局等单位组成的代表团与印方由环境和森林部牵头，印度外交部及印驻华使馆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两国轮流举行了四轮气候变化磋商。从2009年开始，双方开始加强气候变化交流与合作，两国部长级磋商开始常态化机制化。200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赴印度出席中印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高级别会议，与印方签署《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确定中印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11月，基础四国第一次在华举行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议。12月，总理与辛格总理共同出席哥本哈根会议，两国总理在会议上密切沟通，协调一致，促进大会达成协议。迄今为止，两国部长在各种场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已经举行九次。

（二）合作现状

两国自开展气候变化合作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9年10月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决定在彼此方便时举行部长级磋商，并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和会议的机会经常性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定，两国已经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和中印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将轮流在中国和印度举行年度会议，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应对气候变化国内政策措施以及落实相关合作项目的情况交换看法。双方还同意在适应与减缓政策、规划、项目、技术开发与示范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以及联合进行包括太阳能、风能、林业等重要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三、中印气候外交合作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

中印自开展气候合作以来，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多次协调立场，相互配合，维护了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中坚力量。中印气候外交合作在两国总体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两国签署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外交文件、两国政府首脑会谈的议题安排以及两国合作交流机制的设计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一）两国签署的正式文件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2003年以来，在双方签署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国家文件中已经出现气候变化的议题。到2008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在中印签署的文件中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独立的一个段落，但是还排在其他国际问题，如：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多边主义等问题之后。但在2010年12月总理访问印度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上升到除双边关系以外的第一位（见表1）。

（二）两国首脑会谈及会见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印两国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国首脑互访频繁，在G20、G8+5、APEC首脑峰会、联合国等多边国际舞台频频接触，就双方关注的国际问题及双边关系保持密切沟通，气候变化问题已是双方高层会谈及会见中必提的一个重要议题（见表2）。

（三）中印双边交流合作机制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目前中印两国在官方已经形成了多种交流机制，包括最高领导人定期互访、总理热线、外长互访等机制。在中印的交流机制中，于2009年启动的中印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机制虽然地位非常重要，但级别仍然低于双边边界会谈机制，说明在中印双边关系中，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见表3）。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中印双边交流中，中方认为两国之间最重要的议题是加强政治互信，其次是加强经贸联系，第三是加强双方文化交流，第四是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第五是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从以上材料分析得出，印方没有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双边关系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议题。

在国际及多边关系中，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两国在国际舞台需要密切合作的第一议题。只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双方把应对金融危机放到了双方合作的第一位，但是第二位的议题仍然是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问题。

四、加强中印气候合作，提升气候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

气候变化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同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长期共同努力才能消除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消极影响。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又是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尤其对于中印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来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需要两国长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因此，如何加强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合作，将是一个长期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以气候变化问题为切入点，积极通过双边合作提升政治互信

虽然中印两国的政治互信远未建立，并会影响到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也十分突出，气候变化对双方都构成了现实和长远的威胁，也对双方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构成了威胁。对中印两国而言，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既有需求驱动，又有收益拉动，相比较于双方的其他问题，这个问题更有可能促成双边关系的改善，促使双方互信的形成。从长远来看，中印气候合作领域必然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各自具有一定的技术和制度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补和增益。

（二）在首脑层面，加强两国政府首脑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两国立场的沟通与协调

两国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合作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两国气候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国际场合，两国应继续保持这种高层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两国总理热线已经建立，两国总理应通过热线就气候变化这一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沟通。

（三）在机制层面，提升两国现存的气候变化交流机制，将气候变化对话纳入中印战略对话

2011年9月，中印经济战略对话首次在北京举行，为两国之间处理经济贸易问题建立了沟通机制。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涉及的议题也将越来越广泛，现有的经济战略对话机制随着形势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将会仿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把经济战略对话升格为副国级对话机制。届时，应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此对话机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四）在工作层面，加强双方工作层面的互动与协调，就具体议题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

在最近的德班会议上，中印已经同意欧盟路线图计划，“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将面向2020年后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为了应对这一新的气候变化谈判形势，两国更加需要紧密合作。面对变化中的气候形势，中印两国应在工作层面进一步加强议题间的沟通与协调。

（五）在研究层面，加强中印“二轨”交流，扩展气候变化问题的民间共识

相比于中美、中日、中欧之间开展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频繁学术交流以及气候变化课题研究来说，中印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稍显不足，这与中印之间的气候合作关系不太相称。两国政府之间、官方半官方的学术机构、高校以及科研单位应该开展更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非政府组织之间应该开展更多的对话，双方能源与节能领域的企业应该开展更多的合作，双方有关科研人员应该开展更多的人才交流，以形成并巩固民间共识，进而推动双方在政治层面形成政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