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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与艺术家 艺术与工匠篇一

6月11日，由中共铜仁市委宣传部，德江县委、县政府，市文联主办，德江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市美术家协会、市群艺馆、县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梦•百名艺术家”德江采风活动拉开序幕。

当天上午，采风团在县文联、住建局等部门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城北工业园区、温州商贸城、贵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奇石花鸟市场、人民公园等地。通过实地参观，采风团对德江县城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认为德江环境优美，城市规划、建设别具风格，配套设施完善，是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

下午，在县国土资源局会议室召开“中国梦•百名艺术家”德江采风活动座谈（培训）会，市美术家协会顾问、《梵净山》杂志编辑部主任杨修林，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勇，县政协副主席吴应仕等领导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杨修林首先代表采风团向德江县委、政府大力支持本次活动表示感谢。杨修林指出，近年来德江大手笔建设、快速度发展，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感到很是意外和惊喜，尤其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更是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这充分证明德江是一块文化的宝地。此次活动，艺术家们将用绘画、摄影来记录德江城市发展和美丽的自然风景，充分挖掘德江的文化内涵。

张勇在致辞中向各位艺术家作了县情介绍，以及近年来德江文化事业的发展。张勇表示，希望各位领导、艺术家更多地关注和帮助德江经济社会发展，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德江文化事业发展，并希望通过艺术家们手中的笔墨，把德江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美丽的山水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会上，各位艺术家就文艺创作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此次活动时间为6月10日至14日，采风团由来自贵阳、湖南桃源书画院以及铜仁市的部分画家、艺术爱好者组成。在5天时间里，采风团将分别到城南新区、城北工业园区、枫香溪及洋山河景区、泉口万亩草场、合兴扶阳古城等地采风。

匠人与艺术家 艺术与工匠篇二

从匠人到艺术家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生活空间

赵立行教授在上海美术馆的演讲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神学统治后，出现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艺术领域涌现出许多大师。他们的作品广泛流传，至今仍然充斥着现代人生活的各个空间。不但在画册里、在美术馆里、在博物馆里，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它们，就是穿行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和这些大师的作品面对。但是，人们很少知道，艺术大师只是后人给他们的称号，人们很少了解这些艺术家具体的生活空间和艺术发展舞台，也很少了解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真实生活的信息。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匠人到艺术家的历程，而这些经历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艺术作品的风格。

工匠：艺术家的本色

匠人或者说工匠，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本色，这是他们生活的起点和艺术生涯的基础。

当时艺术家们学习绘画和制作雕塑的技巧，一般都要进入一个师傅的作坊里，这里不是什么学术中心，而是一个集制作、生产和销售工艺品于一体的小型工场。在这里，徒弟跟师傅学习的是手艺，而非艺术，而且师傅并不愿意徒弟过早成才，更愿意把后者看成廉价劳动力。大多数艺术家很早就进入作坊学徒，我们所知道的著名艺术家如乔托、马萨乔、波提彻利以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都曾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学徒期间，徒弟样样事情都要做，不但为师傅调配颜料和为壁画打底，而且要为师傅烧饭、看小孩。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为数不多的艺徒经过艰苦的训练最终会成为师傅。

当时，绘画或者雕塑的作坊只是形形色色的作坊之一，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地位。画匠、雕塑匠、鞋匠、皮革匠、理发匠，无论在收入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艺术作坊并不以艺术为目的，完全是一个商业组织，赢利是其主要目标。所以这些作坊一般都位于城市繁华的商业大街上，靠近教堂或市场。作坊大门通常朝向街道，产品则摆在门外展览，供顾客选购，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房龙在谈到14、15世纪这些佛罗伦萨艺术大师的思想境界时说：“如果你们把他们当成超人，中午关门歇业，其余时间即在背诵但丁的十四行诗，或带他们的小孩去欣赏乔托大师可爱的钟楼，必大上其当。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怎样赚大钱，这点和现代的商人一样。他们做买卖，搞物物交换，讨价还价，这点又像现代意大利的古董贩子。”

所谓的艺术品一般都被看作是具有特定宗教、政治或日常生活用途的日用品。艺术品的整个制作过程，包括从颜料、画笔、画刷、画板的购置或大理石的开采、运输等准备工作到实际制作，都要由作坊负责，所以，大型壁画、建筑和

雕塑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和财力。这些利润虽高，但风险也很大，通常并不能提供稳定和有保障的收入。为此，作坊常常会制作一些低成本、见效快的产品，以弥补不时之需。由于艺术品的制作需要大量时间、人力和财力，绝非作坊师傅个人所能承担，因此，当时大型建筑、雕塑和湿壁画几乎都是作坊师傅与学徒、助手们分工合作、集体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师傅要负责监督和指挥，以保证作品的技术水准和统一风格，而学徒也能逐渐掌握师傅的技能和风格。这种作坊内部所有成员或作坊与作坊之间的合作，使艺术家可以分担风险，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家独创意识的缺乏和淡漠。

当时，艺术家进行创作基本上是基于委托和定制，这表现在当时的许多合同上。13世纪已在意大利大量出现的合同形式，也出现在艺术家和委托人之间。合同规定了一个艺术品所使用的材料、规格、质量、交货时间、支付的价格以及支付的形式，如果是一项历时长久的作品，还需要定期更新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艺术家常常被动地按照订购者的愿望去创作，自由创作的空间很小。如果最终完成的作品无法令订购者满意，后者有权拒绝支付酬金，这对依靠酬金生活的艺术家将是重大打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也是一位商人委托制作的。据瓦萨里记载，这幅画的委托人是佛罗伦萨的商人吉奥孔多，因此这幅画又被称为《吉奥孔多夫人像》。还有一些工作室的主人与其说是艺术家毋宁说是商人，他们经常接受委托，但仅仅是为了转交给一个合适的画师去完成。

由于艺术家们无非是作坊里的工匠，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高，生活并不富裕，文献中记载了很多艺术家的窘境。马萨乔就曾声称连学徒的工钱都付不出，他最后确实负债累累，在贫困中死去。瓦萨里也记载说，飞利普·利比穷得连一双长袜也买不起。保罗·乌切罗晚年自称一贫如洗，而且妻子还患病。在艺术家和手工艺人还没有什么区分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报酬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仅仅是对于他们廉价劳动力的酬劳，与工匠和流浪艺人同样领取日薪或者周薪，一幅作品的价格往往是根据所用金粉或蓝色颜料的数量、描绘任务的多少、画幅的大小、花费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在支付酬金时，以实物支付报酬是18世纪以前酬金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方式。瓦萨里曾说：他为红衣主教作画，完成后红衣主教很喜欢，“于是赐我一套新装，使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这种物品交换大多显示了画家拮据的状况。为了生活，许多艺术家不得不长年在外奔波。达·芬奇曾给米兰大公写自荐信，说自己多才多艺，甚至能够一只手折断马蹄铁；米开琅基罗等也都离开家乡，奔波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艺术家最正常的生活状态，从学徒到帮工，从帮工到师傅；他们从劳动中学习，从模仿中学习，最后变成和师傅一模一样的人。作坊生产的艺术品并没有什么特色，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和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人至多能够成为一个一流的匠人，而不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有了摆脱匠人身份的机会，而走上成为艺术家的道路呢？

艺术庇护人的作用

艺术家能够从上述环境中脱颖而出，当然是靠个人的才能，但是如果没有出现一种环境，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小商小贩式的生活方式，这些才子也只能是一

个最好的工匠，而不能成为什么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强有力艺术庇护人的出现，为艺术家从匠人走向艺术家提供了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庇护人或者庇护机构。比较著名的是以教皇宫廷为代表的宗教机构和以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国王和贵族宫廷。教皇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著名艺术家都发生过关系，或者说凡是著名的艺术家几乎都为教皇服务过。这些艺术家因为自己的才能而为教皇所赏识和雇佣，反过来，这些艺术家因为被教皇所雇用而使自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无论是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都曾经为教皇宫廷所重用。由于乔托依靠自己的绘画技巧而获得名声，并得到教皇的大力赞赏，于是，教皇让他到了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作画。由于他非常勤奋地作画，教皇给了他很多钱。米开琅基罗在1503年20岁的时候，接受教皇朱理阿二世的征召到罗马设计教皇陵墓。尽管双方的合作并不是十分愉快，以至于后来教皇让他到西斯廷教堂画他并不擅长的天庭画，并因此而拖垮了身体，但是它的作品还是打动了教皇，后者给了他很多的礼物和钱财。达·芬奇在1513年到达了罗马，也受到了教皇宫廷的热情接纳，教皇给了他固定的薪俸。拉斐尔更是和教皇有不解之缘，教皇朱里阿二世和利奥十世都非常喜欢拉斐尔，他也因此接受了大量的委托，为教堂制作大型壁画。

除了教皇的宫廷之外，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同样著名。著名的画家波提彻利很早就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后者向他订购了大量的画作。与强大的美第奇家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使这位画家获得政治上的保护，并享有有利的绘画条件。此外，也是通过这一层关系，波提彻利得以接触到佛罗伦萨上流社会和文艺界名流，开阔了视野，接触了多方面的知识。在美第奇家族掌权的期间，波提彻利为他们作了多幅名画，声名大噪。为美第奇别墅所画《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一起成为波提彻利一生中最著名的两幅画作。多纳太罗年轻的时候，美第奇家族向他订制了大量的绘画，年老的时候，美第奇家族慷慨资助，使他没有烦恼地度过了余生。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也得益于美第奇家族的培养。劳伦佐·美第奇家族在当时建立了美术学院，米开朗基罗作为雕塑的学生进入其中，他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并深得劳伦佐赏识。后者甚至在宫廷里给他一间房子，让他与自己的儿子同桌吃饭。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赞助或者庇护艺术家呢？第一个原因是，教皇在经历了“阿维农之囚”的衰落和混乱之后，重新回到罗马，面临着重振雄风的任务，大量的建筑需要修复和重建，大量的教堂需要装饰。尼古拉五世教皇上台后，便开始着手把罗马建成文学和艺术的家园、教皇的壁垒以及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和中心。因此，他着手加固要塞、恢复教堂、修整街道，同时对古代文化的崇敬使他着手建造带有古典风味的教堂。同时，教会为了适应社会世俗化的潮流，需要用更加直接和直观的方式来表达宗教情绪，因此需要把大量的绘画和艺术品放置在教堂和城市的许多地方，让行色匆匆的人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宗教的氛围。其次，就世俗的宫廷而言，资助艺术是附庸时代风雅潮流的体现，也是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手段。在讲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产生了普遍的附庸风雅的风气，人人都写诗歌，人人都想展示自己的歌喉，不惜重金延聘画家、音乐家为他们服务，装点门面，与其他的宫廷进行攀比。那时对一个受人尊敬的宫

廷贵族的要求，不再是他具有军事才能或者完善的统治技巧，而是要求他“还必须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能够写作诗歌、唱歌、表演、舞蹈、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阅读古代和当代作家、哲学家的作品。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这些品质成为贵族阶层所渴望的，而且那些富裕起来并有闲暇的上层中产阶级，也开始模仿贵族。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贵族，都被称赞为艺术和艺术家的保护人，而且他们对高雅艺术和文学的知识赛过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技巧。不管这些人追求艺术的真正动机如何，但这种对雅致艺术的追捧确实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面貌。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庇护人也只不过是艺术品的订购者，也是一种委托人。但是这种委托人为艺术家的成长和摆脱匠人身份有很大的作用。首先，这些人给艺术家大量的资金资助，使艺术家摆脱了穷困的生活状态，从财富方面开始跃上一个等级。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拱顶作壁画获得了3000金币，他外表看起来虽然很简朴，但收入相当高。16世纪著名的大师，如拉斐尔和提香，都享有可观的收入，过着贵族般奢侈的生活。其次，庇护人给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发挥艺术的舞台和发挥艺术想象力的空间。由于艺术家经常从一个宫廷转到另一个宫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流动不定的生活使艺术家们摆脱了行会的羁绊，从行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随着艺术家从纯粹的手工劳动中摆脱出来，签订合同的各项条款也都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合同中，其他束缚艺术家的条件也变得愈来愈宽松和含糊其辞了。再次，庇护人可以使艺术家跻身上流社会，结交名流，开阔眼界，并提高名声。一些画家被召集到宫廷去装饰帝王的居室，同时也为后者画像、设计服装和装饰宫廷节日的活动场面。同时，有一些艺术家自己也成为贵族，在15世纪有13位艺术家被授予贵族头衔，其中11位是意大利人，而到了16世纪则有59位艺术家获得了贵族头衔，其中29位是意大利人。艺术家的地位在16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那时起，著名的画师不再是保护人的保护对象，他们自己也成为上等人。

但是在庇护人的庇护下，艺术家也并不是自由创作的，他们的艺术品也反映着庇护人的要求和审美趣味，一幅作品往往是艺术家和庇护人共同作用的成果。虽然有些艺术家服务于教皇并一时深得宠爱和赏识，但他们时常又被教皇的喜怒无常和出尔反尔弄得无所适从。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几乎都画宗教题材、几乎都喜欢画肖像画等，可以看出庇护人的影响。

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庇护人都给了原来只是作为工匠的艺术家以很大的提升，但是要真正成为一个艺术家，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有艺术家本身的自觉意识和艺术家本身的主动改变。

艺术家的自我觉醒

获得大主顾青睐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使这些工匠们成为艺术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有限的空间里对新艺术的探索。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和艺术家地位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向真正的艺术家过渡。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的要素。

首先，在不违反委托人所设定主题的前提下，他们开始注重技法的尝试，包括透视法、色彩和结构。到16世纪，艺术理论家相信视觉艺术不再仅仅是一门手艺，而是自由的人文主义研究。艺术家开始学习文学和历史，在科学知识增进的同时，他们试图使艺术在理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达·芬奇大量解剖尸体，研究骨节的运动，制作了大量的科技模型，并不断尝试新的颜料和透视原理，这一切都说明他不再满足于匠人的技法，而是把科学元素纳入绘画之中。

其次，随着地位提高和进入宫廷，他们真正融入了人文主义团体，开始接受大量的人文主义熏陶，在绘画中开始着力体现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文艺复兴盛期，一些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开始脱离行会，参加到人文主义团体中。他们同时兼有人文学者的身份，所受的教育也不再是纯粹技艺性的，而是科学的、人文主义的。这不但改变了他们作坊匠人身份的地位，也影响了他们的艺术理论。那些热心的人文主义者，把古代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确信作为古代文化创造者的诗人和艺术家曾享有同等的地位，受到同样的尊重。对于艺术家而言，人文主义者是他们在知识界的保护人，而人文主义者也认识到，作为思想的一种宣传工具，艺术的价值不容低估。这种认识在文艺复兴以前根本就不存在。

第三，艺术家们开始在绘画中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是像作坊那样千篇一律。在行会作坊时代，人们受到共有精神的支配，艺术品还不能反映艺术家独特的个性。现在，艺术家们开始自始至终独立完成整幅作品，不与学生或者助手合作，这首先明显地体现在米开朗基罗的创作中，他也成了第一个现代艺术家。在达·芬奇的绘画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色彩、透视和三角构图的尝试；在米开朗基罗那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拉斐尔那里我们看到了自然主义和柔美的风格，每个画家都在技巧方面达到了极致，每个人都在突出自己的个性和对世界的理解。早在15世纪初，画师除了对学徒进行实践指导外，还给他们讲授几何、透视和解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让他们从木偶戏和生活中吸取素材。这种授课制度导致了实践指导与理论教育相结合的私立学院的产生。

到了16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类似现代美术学院的机构,更有些艺术作坊因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开始被称为“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佛罗伦萨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先在罗马1530年左右、后在佛罗伦萨1540年左右开设的作坊。1531年，威尼齐亚诺作了一件刻有“巴乔·班迪内利在罗马的学院，位于观景楼，1531年”字样的版画，表现的就是班迪内利在罗马的作坊，着重描绘了素描在艺术学习中的重要性和作坊对古典艺术知识的研究。可以说，作为培养未来艺术家的教育机构，班迪内利的作坊更接近近代的艺术学院，而迥然不同于文艺复兴早期以培养熟练工人为目标的传统作坊。迪塞诺学院更为著名，它的教学不仅包括每年一次的人体解剖，临摹名家师法自然的作品，另外还注重讲授自然科学，甚至包括相面学。

从15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当时艺术理论的影响和艺术家自身职业意识的觉醒，艺术家开始严格实行作坊内的脑体分工，并开始强调独立制作和艺术品的独创性，艺术品的生产不再是传统工艺的简单重复，学徒的职业教育也日益注重理论知识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许多艺术家作坊成为传统作坊技能教育和近

代学院教育之间的重要桥梁。作坊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从事职业活动的中心，其内部的变化体现并促进了艺术家阶层与手艺人的分离，标志着艺术家这一社会精英阶层的确立。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摆脱了工匠身份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师，从而成就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辉煌。

匠人与艺术家 艺术与工匠篇三

从普罗战士到人民艺术家

2012年2月10日，我国新兴版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噩耗传来，我悲痛至极。

力群是国宝级人物，是左翼美术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他的创作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史。这个运动的主流在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一位文艺家，能够经历左翼初创、白色恐怖、根据地生活、建国风云以至新时期阳光的，并不多见。因而可以说，力群的创作史，也是一个革命艺术家的奋斗史和成功史。

与鲁迅结缘，速写鲁迅遗容

力群的道路是艰险的，也是幸运的，他一踏上艺术之路，就遇到了历史的雷鸣电闪，就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那是1933年的2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曹白、力群、叶落发起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并自刻自印了120本《木铃木展》画册，立刻销售一空。“木铃”在杭州话里，有傻瓜的意思。画册的前言说：“以木造铃，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后的限度上，我们希望它总有铮铮作巨鸣之一日的。”力群以他的《病》和《生路》而踏上中国画坛。《病》中画了一个形销骨立、神情绝望、病入膏肓的人物，而在另一侧的窗外，则是汽笛震天、夯声砸地的建筑工程。也许此时力群的头脑中，已经有了“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境。《生路》则是武装反抗的形象，画面最突出的位置，是武装战士持枪出击和投弹的形象。此画刻在1933年，应当是我红军战士胜利打退第四次围剿的画面。木铃社的曹白刻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叶落刻的是《斗争》，同样锋芒毕露。于是，他们就“被几个佩着‘不郎宁’的狞笑的人带进牢里去了”。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愤然写下“木铃社早被毁灭”的记载。《写于深夜里》则对此事件作了充分展开的生动形象的描绘，包括警察的诘问、三位青年的回答、杭州艺专训育主任的背景、监狱的阴森可怖，以及当时起诉书的内容等。

出狱后的力群，创作了《采叶》和 《鲁迅像》。画中的鲁迅，短须如芒，握笔如刀，有力地刺向鹰犬走狗，其战斗神韵，得到鲁迅首肯。他在给曹白的信中说：“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指构图出于拼凑，人物很少生动）。”鲁迅对力群的行踪和创作很关心，他说：“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在另一封信中，则指得更加具体。他说：“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三个……》初看很好（指《三个受难的青年》），但有一避重就轻之处，是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鲁迅的批评，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力群在鲁迅生前，没有面受教诲，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鲁迅逝世后，力群与陈烟桥、黄新波、司徒乔等，急往住宅瞻仰，并速写鲁迅遗容。

南京陷落后，正面抗战中心转移到了武汉，郭沫若成为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力群和赖少其、罗工柳、王琦等一批版画家投入郭沫若麾下，成为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的骨干。他们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力群为五个常务理事之一。出版了《抗战木刻选集》，举办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开办了木刻研究班。一时，武汉成了中国木刻家的活动中心。力群以《人民在暴风雨中》《兴安岭风雪》《北战场哨兵》投入抗日洪波曲的节奏中。那时，以杨靖宇为旗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了东北光复的希望。力群将目光投向东北，投向抗日联军，他创作的《兴安岭的风雪》，黑幕阴沉，风雪肆虐，那里的每一片雪原，每一块石头，都展示着强劲的力度。《北战场的哨兵》，以警惕的眼神，守护着祖国的边地。这时候，力群每一刀刻下去，都弹出雄浑的节奏，这分明是说：中国不能亡！中国不会亡！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终生实践“讲话”精神

1940年，是力群生命史上簇新的一页。这年的一月，严寒冻裂了顽石，但却冻不熄力群心灵的烈火。他和安林一起，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院来到了延安。沿着延河，他畅快地呼吸，放声地呐喊：母亲，我来了。

现代史册中，留下了他在延安岁月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的帽子弯着沿，眼镜耷拉在鼻子上，眼神里透出了几分豁达，几分幽默，几分潇洒。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力群担任了美术系教员，但他从心里说，我是教员，更是学生，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宋侃夫讲党课，他参加了；周扬上艺术理论课，他课课不落；周立波讲“名著选读”，他绝不放过机会。1940年冬天，鲁艺美术系的同学要到张思德所在的那个劳山烧木炭。力群得悉后，立即跟车前往。从光秃秃的延安来到劳山，简直到了另一个世界：满山满壑树木茂密、枝叶婆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使这批搞美术的青年诗性大发。回校后，力群立即创作了《伐木》《运木》《烧炭》等组成的《烧炭组画》。

从1940年到1942年，力群在延安创作了《饮》《听报告》《打窑洞》《帮助抗属除草》《陕北女孩像》《延安鲁艺校景》等。一时，他艺思泉涌，不可遏止。其中的《饮》，以山西老乡为模特，刻画了一个捧罐饮水的老农形象，那浑厚的臂膀，那粗壮的身躯，那饱经风霜的面孔，凝结了劳动人民的体格美和精神美。

1941年8月，鲁艺为力群个人，又为他与古元、焦心河、刘岘举办了木刻作品展，赢得了大家的赞赏。黄钢撰文指出，力群这次个展的特色，就是“从凭借报章消息与想象的取材里走出来”，“以他所眼见而且熟知的事物而动笔的”。他“很忠实地对待对象的创作态度，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刀触和表现手法”。艾青在《解放日报》上赞扬力群的新作是他“艺术创作路程上的一个主要的迈进”，是“木板上的抒情诗”。

1942年5月，力群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他认为这个讲话是“延安文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他更加自觉意识到，艺术的主体是胼手胝足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那些历来被人鄙视、被人嘲笑的普通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堂而皇之地踏进艺术的殿堂。从此，他更加注重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联系，更加自觉地走民族民间特色之路。他热烈欢呼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诞生。他创作了《丰衣足食图》，将传统年画的神像格式运用到根据地的新年画中，人物脸上洋溢着作为生活主人的自得与自信；他为文教英雄陶端宇画了连环画，并将其中一幅刻成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此中特有的农村生活韵味和人文气息，跃然纸上；他给新秧歌剧《小姑贤》作了五幅插图，这种以阳线刻制的画面受到了群众的酷爱，给了画家从事木刻以来没有过的喜悦和震撼。

周扬在《延安木刻选集》序言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的实践过程是等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从《饮》到《为群众修理纺车》的作者，仅仅是由于表现技巧上的转变吗？”他进一步说：“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和人民共甘苦，深入生活还要具备正视生活的视角，只有在这样情形之下产生的艺术，才能够与人民相结合，才能获得绵延不绝的创造力，饱和着生命的健康的创造力。”

作人民艺术家，刻不朽版画

新中国建立后，力群历任《版画》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为开展新中国的版画事业而辛勤奔走。就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刻刀。他的书斋名为“怀延斋”，以延安精神投入艺术实践。建国后的17年他创作了《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毛主席的代表访问老根据地人民》《社干会后》《田间归来》《新媳妇走娘家》《窗外歌声》《抗旱浇麦》等，也画了一些抒情小品，如《百合花》《瓜叶菊》《石竹花》《黎明》《北京雪景》等。在《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中，那些太行山民个个活灵活现，有慷慨议论的，有郑重提议的，有掐指细算的，有详加解释的。他们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影响下挣脱出来，一脸主人翁豪气，一脸的集体主义新思维，把社会主义对人性的解放活脱脱表现出来。

1960年，力群到宁夏吴忠市参加整风整社运动，直接接触到如地泉喷涌的生活素材，使他激情难抑，想象飞泻。1962年，他就画出了《雪后》《二月》《少女》《秋曲》《稻浪季节》《耧声响遍黄河岸》《宁夏之春》《春夜》《林茂羊丰》等一批作品。《林茂羊丰》黑白点缀，疏密相间，枝叶婆娑，蝶飞雀鸣，画面朴素而明快，有很强的审美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力群成为耄耄老人，但他志气不衰，美趣不减，除了木刻，还画出了一批写意国画，表达出他强烈的人格追求。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3年，中国美协授予他“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文化部授予他“造型艺术成就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力群与《山西日报》有直接联系的事件是：1988年3月，他给寄来一篇文章：《我与作家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存在着乱伦、色情和放肆的性描写。这些作品“脱离人民”，“对人民失掉了责任心”，“感染了流行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病毒”。因此，他呼吁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放在现实的创作背景上，让人更加感到这位左联老战士的嗅觉之敏锐和眼界之深邃。

从普罗战士到人民艺术家，力群走过的是一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路，一条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结合之路，一条辛勤耕耘、终生不辍之路，他无愧于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责编 曲星）

匠人与艺术家 艺术与工匠篇四

从惊蛰到惊蛰，从东邪到西毒

是因为什么对《东邪西毒》这部电影一直很觊觎呢？似乎是高一时某一次的写作活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用的那么一句话：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遗忘。瞬间被这一句话所折服，后来慢慢知晓出处后，便一直都很期待能完整地看完它。可惜兵荒马乱的高三生活让人变得手足无措，便一直搁浅着。

今天终于点开pps端着一杯白开水坐在电脑前。沉下心气来慢慢品味。

“今年玉黄临太岁，到处都有旱灾，有旱灾的地方一定有麻烦，有麻烦那我就有生意，我叫欧阳峰，我的职业是替人解决麻烦，就是帮助别人解除烦恼。”这是通篇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说真的关于欧阳峰这个名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黑白电视时期，小小的自己窝在爷爷怀里吃着吸引力远比电视要大得多的葡萄干。对电视里演绎着的爱恨情仇只是灌了个耳音而已。

《射雕英雄传》后来被各种人马翻拍了不止一两遍。而渐渐长大的我，也终于萌发了关于武侠，关于江湖的憧憬。但是往往年轻的小女孩会被帅气的郭靖，调皮机灵的黄蓉所吸引。提及黄药师，欧阳峰，洪七公，最多也只能在脑海中呈现这样几个类似于苛刻的老爸，奇怪的霸主，以及黄蓉的乞丐师傅之类的词语，便再无其他。

电影由旷远的大漠拉开序幕，落魄的侠客，或许用侠客这个词来形容欧阳峰有太多的的不贴切。他身上有种侠客的助人为乐的自觉，却同时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现在房地产商的奸诈狡猾和无条件的利己状态。

往往能够同时拥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的人不是被别人狠狠地伤过就是狠狠地伤过别人。令人意外的是欧阳锋居然是前者。

喜欢的女子最后因为自己从未说过喜欢负气嫁给自己的哥哥成为了自己的嫂子，这剧情似乎狗血出了某个地区的家庭伦理八点档的意味。好在王家卫并不是台湾人，往往能够在恶俗中诞生出不俗的意味来。

初六日，惊蛰。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人来找我喝酒，他的名字叫黄药师。这个人很奇怪，每次总从东边而来，这习惯已经维持了好多年。今年，他给我带了一份手信。

《东邪西毒》是一部很奇特的电影，对白少的可怜而且深涩难懂，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独白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起码让我这种逻辑思维不怎么好的人清楚地理明白了故事的前因后果。一直觉得黄药师是欧阳峰的铁哥们，也是那个时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范。这么多年能够不间断的每年来找远居的兄弟喝酒的人怎可能不重情义。

但逐渐深入的剧情渐渐让我明白如果说欧阳锋是孤单的话，那黄药师便是更上一层的孤独。他是一个看似多情的浪子却在伤害完所有对他含情的人后发现自己还是对那个白驼山上的女子魂牵梦绕。

黄药师相对于欧阳峰更让我觉得值得可怜。欧阳峰孤身一人看似孤寂潦倒却拥有了黄药师根本无法企及的东西。

还记得不久前喜欢一个男生被委婉拒绝后，听到过的一句话：如果说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也不值得高兴。

我想这句话用在黄药师身上是何其的应时应景。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拥有怎样的胸怀才能做出为自己喜欢的女子年年去探望另一个男人的事情。

与自己的情敌称兄道弟似乎看上去让人很匪夷所思，但在也干过这样的蠢事的我似乎很明白。喜欢同样一个人说明你们之间肯定有很多的共同点，能够在情场上做敌人的人在生活中肯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前提是他们都没有得到那个心仪的人。我记得高考前看过一本安如意的诗词鉴赏，书中有提及燕国的公主，也是以《东邪西毒》里描绘的形象来解释的。安如意在书中写到：慕容嫣（慕容燕）缅怀的是遥远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追思先祖在那个时代如何建设的声名赫赫的燕国。

刚看电影的时候很是为慕容嫣觉得不值，一个女子，还是曾为帝王命的女子居然喜欢上一个浪子。我想聪明如黄药师早在姑苏城外桃花树下于慕容燕把酒言欢的时候早就知晓与自己相对而饮的人是个妙龄女子吧！想想也真是可笑，往往明知道危险的东西，却偏偏要去触碰，沉沦后又在怨天尤人。就这么轻易的掉入黄药师根本无心便布下的天罗地网中的慕容燕换回女服一番装扮，满心期许地于挑花树下等待的时候，我不可回避地觉得心疼。这世间，傻的女人总比聪明的男人要多的可怕。

黄药师因为自己的得不到伤害了很多得不到的女子，她们或愤怒，或失望，或绝望。如果说欧阳峰身上背的情债还有一丝关于情爱的璇旎的话，黄药师身上背负的情债就只剩下绝望和绝望重生后的释然了。

记得原来看香港警匪片或者赌圣的时候，只要周润发一出场，总觉得他身边的一众人等都自动沦为了配角，比如说梁朝伟。但是在《东邪西毒》里梁朝伟却成就了一个让我觉得主角都黯然失色的配角。如果说《东邪西毒》中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的话，那梁朝伟扮演的盲人剑客肯定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他和黄药师都有一个共同点这让一个浪子和一个专情致死的人居然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重合。那就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宽容。一个男人能够容忍自己的妻子心中有另外的男人，面对情敌自己无发手刃，看过一些人的影评说梁朝伟饰演的剑客身上有一种懦弱和没有止境的容忍，最终导致了他惨死那帮马客的刀下。我却认为不然，年近三十，双眼随着年龄逐渐失去世界的光明，这样的剑客本该是无所牵挂，即使死去都应该犹如一抔黄土，随风飘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不会被人指责懦弱，但这样的剑客还会被王家卫写进这样一部人人有故事的电影里吗？结果可想而知。

只有懂得原谅的爱才是最深刻的，只有最深刻的爱才能超越生死。我不知道剑客最后有没有回到那片没有桃花的地方看桃花。只能在他短暂的生命结束后淡淡地叹一声，那个名为桃花的女人错过了这世间最深刻的爱情。

如果说《东邪西毒》中唯一一个具有温情意味的角色的话我会首推洪七。在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曾今的自己。对于未知的世界充满向往，那种仗剑走天涯，只身打天下的情怀似乎是每个向往江湖的年轻人的写照。

“不值得！但是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本来我应该没事，但是我的刀没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为我直接，认为对就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 这是让我瞬间爱上这个后来成为一代乞丐大王的角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洪七的世界里，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钱和鸡蛋没什么区别。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简单自然。而对洪七有知遇之恩的欧阳峰身上缺少的。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人最终也只能背道而驰的原因，好在故事的最后这两人是死在彼此手中的。这也许是众多遗憾中的庆幸。

我们不能指望谁去改变谁，江湖中的人都身不由己，却都有自己的坚持。或正确，或偏执，但都是自己的选择。

最后，要说的便是那个集万千宠爱的女子，欧阳峰的嫂子，这个女子幸运的不像话，在最美丽的年华遇见了自己最喜爱的人。在自己孤单一人的时候又遇到了黄药师这样的蓝颜知己。相较于因为不可得所以崩溃的慕容嫣，因为不可得所以失去世间最爱的剑客妻子。她真是幸运的过分。

“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

还是那句话，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是何其可悲。但是仔细揣摩了这样一个女子后，才发现更可悲的是，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却因为那年少的一时负气，亲手断送了自己的爱恋。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这有多开心。” 如果能忘记，那该有多开心。可是只能是如果不是么？

“当人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只有不再忘记。” 我想这也是她最后将那坛“醉生梦死”托黄药师交给欧阳峰的用意。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忘记，不再伤怀不再遗憾。

但她却忘了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

《东邪西毒》中没有赢者，只有成长。纠缠后的释怀；伤怀过的逃避；绝望后的淡漠。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向着曾今预计的方向发展，却都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不再忘记。” 又是一年惊蛰，桃花又开了。

王璐 2015/2/20

匠人与艺术家 艺术与工匠篇五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汤兆云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7年5期第23～27页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由于多年战乱，旧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因此中国人口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及时在社会经济中反映出来；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表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思想，成为该时期关于人口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舆论所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相反，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颁布的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除非关系到孕妇生命健康和儿童抚育，否则禁止非法打胎。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由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审核批准。

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除了医学上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避孕药具的生产、出售，有关部门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上述规定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以及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该时期关于人口节

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

1953年，为配合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各级代表的选举，也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数据，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超过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此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妇女的避孕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政府领导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周恩来是在肯定“人多是优点”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但这也表明了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1953年8月，他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进口表示反对，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问题写信给邓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翌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指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3年12月，鉴于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议论较多，为了表明党中央的态度，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并明确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长太快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节制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更进一步强化了节制生育的社会舆论环境。1956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但因为人口增加了8000多万，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来讲就慢得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于是，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渐次从“人多是好事”向节制人口的思想转变，并一度提出了“计划

生育”的观点。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要公开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育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节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57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因节育施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的职工按劳保条例给予经济照顾，同年10月国务院予以确认。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正当我国人口控制工作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时，1957年夏，在整风“鸣放”高潮中突然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止了这一工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之中。1957年2月，他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还表示赞赏；但不久他就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红旗》杂志文章《大踏步前进的九年》据此说：“解放了的人，作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决不是反动阶级的头脑能够设想的。”“而当人民挣脱了重重枷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成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陈伯达、康生的发难把批判马寅初及“新人口论”运动公开化。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当面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家”。同年5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文章。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发表了18篇批判文章。同一时期，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多达200余人，他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纸发表了58篇批判性文章。这些批判文章给“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说他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等。这一时期，一些同意马寅初“新人口论”观点的人，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风云再起。由于马寅初一直拒绝做检查，康生非常恼火。他要求北京大学从政治上批臭马寅初，然后将他调离。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贴了数千张大字报，还有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燕南园36号马寅初的住宅。北京大学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开了三次，还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同一时期，全国各大报刊再次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新人口论”，并且说马寅初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粮食严重短缺，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了23.21个千分点。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面对人口与粮食的尖锐矛盾及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首先再次提出要“节制生育”。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很明显，处在实际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国务院总理，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了庞大人口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沉重压力。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认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强调为“既定的政策”，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对实施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节制生育问题作出指示。1963年2月，周恩来强调：晚婚和节制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回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避孕药品。”1965年8月，毛泽东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督促下，1963年10月，卫生部对不利于节制生育的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规定进行了修改：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同时政府还大力提倡晚婚，并做出限制早婚的全国性统一规定。

为了使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落到实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开始组建。1964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务院秘书长任主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期，各省、地市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也开始组建。

计划生育专门机构的设立，活跃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6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育技术工作经验交流会；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同年7月，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市召开了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天津市的经验。

节制生育实际工作的开展，又使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中中止的有关节育的宣传活动悄然兴起。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请医学专家编写出版有关计划生育的通俗读物，报刊杂志又重新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怎样计划生育》的科教片并在全国发行。

“人口非控制不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人口政策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夕，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

于是，在**的年代里，我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人口出生率均在33‟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左右，全国净增人口将近1亿。1969年，我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当时已经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贫困化进程难以遏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多大提高，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得多了，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多。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动力多了是好事，但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同年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973年8月，他再次强调：“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计划生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5年2月，他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发展计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于是，“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自然地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为此，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指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9.01‟，则不应回升。”1973年，国家计委把国务院提出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具体指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向有计划生育的过渡，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