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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篇一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摘要：文章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出发，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提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分析

（一）背景探讨

“后危机时代”是指金融危机已相对缓和但危机的深远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特定阶段。一方面，金融海啸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已帮助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全面复苏，全球金融体系重回平稳轨道。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并未彻底清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体系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严峻

未来的一段时期，全球会出现一个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发展也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首先，流动性过剩。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而且它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经济还要维持，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还要继续扩张。在这种

共识的引导下，全球货币流动性还将持续，这将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全球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轮胎案”、“特保案”等仅仅是开始，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还会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持有敌意的。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忧”和“外患”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来自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再提升20%-30%，便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20%-30%，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将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第二个风险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进而直接演变为通货膨胀。

从国际方面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困难重重：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迅速飙升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尤其是在日本震后重建和世界局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二是区域性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估计。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冲突，那么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都会非常大。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年均增长近1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但是纵观我们的发展思路，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一）发展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第一，中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流动活络，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过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物质资源拥有量及其持续供给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

程度的迅速提高。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一是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政策取向上，将合理把握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现有的鼓励消费政策长期化。二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机制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和形成一批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化战略

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主要源于二个方面：一

是城市化会创造出增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二是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得多，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参考文献：

1、韩保江.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n].中国经济时报,2004-02-16.2、金融危机反思与宏观经济形势前瞻[z].2009-11-14.3、周其仁.后危机时代:复苏与不平衡相伴而生[db/ol].新华网,2010-02-03.

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篇二

科技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s测算,在1889—1929年间,科学技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比例只有33.3%;但到1929—1967年间,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增加到78%。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分析

(一)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原始的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技术不但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化利用;更进一步,科学技术促进了现代工业的产生,而现代化生产技术又催生了优质高效、低耗能的机械化、电气化等各种集约型经营模式,从而实现人类追求经济原则的目的。二是科学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促使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效地抵消了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总体而言,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我们在庆幸科学技术为社会带来充裕物质财富的同时,绝不能漠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之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普遍应用,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在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去取消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的能力越来越强,因而对环境的破环也就越来越大。从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看,既有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又有垃圾污染,化学污染、核废料污染。如今震惊世界的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环、酸雨增多、厄尔尼诺现象、拉尼拉现象等的出现,就是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表征。由于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不够,他们利用科技手段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摄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诸多自然资源濒临灭绝。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危害是极其巨大的。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科技水平低下、教育滞后,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制约了该地区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民族文化旅游业,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内源式经济发展之路。

(一)内源式发展模式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决议中首次将经济发展目光转向“内源式”发展。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1990年12月联合国宣布了《第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标志着以内源式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从本质上讲,内源式发展模式要求发展应当从内部产生,以服务人为目的,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自然、社会、人类三者的和谐共存。走经济内源式发展道路,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由“救济”型向“生产”型、由“潜在”型向“开发”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切实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我发展。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1.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ucn)特别顾问希贝洛斯·拉斯额瑞(ceballas-

las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的,其要点主要有: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天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生态旅游概念提出来之后,世界许多研究者和组织纷纷对之做出界定。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大致界定为:生态旅游必须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满足人类

回归大自然的愿望为前提,它既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又能为当地创造足够经济效益的旅游活动。黔东南具有诸多原生态环境,是都市人民反扑自然的理想之地,具有巨大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跨东经107°17′~109°35′、北纬25°319′~27°31′之间,东靠湖南省怀化市,南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西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抵贵州省遵义市、铜仁地区,东西宽220公里,南北长24公里,总面积30 337.1平方公里。黔东南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53.68%以上,在其崇山峻岭中流淌着大小2 900多条河流。全州除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还有月亮山、弄相山、上塘、龙头岩、无噶冲、佛顶山等原始性较强且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的郁郁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总面积达165 550公顷,树林中生长着各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被译为祖国南方的“绿色宝库”,“动物王国”和“地球统一维度唯一的绿洲”。这里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舞阳河、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黎平天生桥,有苗族母亲河——清水江、侗族母亲河——都柳江,有五万亩台地草场——青山界等,这些资源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黔东南州神奇的山水、奇石异洞、飞瀑流泉、生物资源等原始性自然生态系统所凝固的景观,除了其感官上的赏心悦目外,更以它丰富的美学、科学及文化内涵吸引着千千万万游客,是“后工业时代”喧嚣都市人“洗肺”的好去处。因此,只要我们科学整合现有旅游资源,合理规划旅游景区建设,开发具有高原特色的各种生态旅游项目,走生态旅游产业化道路,推动黔东南绿色经济的发展。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业发展的现实基础,素有中国“苗疆”之美称的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底蕴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该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条件。黔东南境内居住着苗、侗、布衣、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等十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340多万,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19%,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5.8%,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区和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黔东南州长期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原始民族人文生态系统保存比较完整,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以苗族和侗族丰富多彩和原生民族文化令人自豪和骄傲。这里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寨——雷山西江,全国最大的侗寨——黎平肇兴,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人节——台江姊妹节,有世界上独木龙舟的发祥地——台江施洞,有粗犷奔放的苗族祭祀舞蹈——反排木鼓舞,有“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有“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有由杉木演变而来的、凝固了时间和空间的侗族古老的建筑——侗族钟鼓楼;有记载着历史散文精美、而又被诗圣杜甫盛赞为“五溪衣裳共云山”的苗族服饰,有代表苗族族徽和图腾的苗族银饰,有流淌着千百年的“以歌养心、以舞养身、以酒养神”的苗侗民众民间生活。在历史文化方面,黔东南州境内有世界寒武纪生命大瀑布三大遗址之一的台江八郎古生物化石群;有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建筑年代和族属的岑巩“木中召”古遗址;有史称“先有思州后有贵州”的古思州治地岑巩;有被人戏称为“太极图上的水城”、拥有227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城;有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生活过、诗仙李白提到过的“味道龙标过五溪”的古“龙标尉”治地、被誉为“古人最理想的家园”的锦屏隆里古城堡及其汉文化生态博物馆;有被誉为“天书”、至今无人破译的雷公坪石碑;还有红军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等等。这些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对国内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全能够满足“后工业时代”人们在文化上追求多样性与变异性的消费心理需求,这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民族文化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有效避免工业化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因势利导,依托自身特殊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地开发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业,在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共荣共生与和谐共处,实现内源式经济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罗宏炜.浅谈民族文化与民族旅游业的关系[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2).吕华.论中国生态旅游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系[j].焦作大学学报,200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

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篇三

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

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

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篇四

摘 要：经营稳健的中国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免受重创，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和不断提升的竞争力以及国际领先地位不相匹配。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一系列变化，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关键词： 经济类论文发表,发表产业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投稿

经营稳健的中国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免受重创，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和不断提升的竞争力以及国际领先地位不相匹配。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一系列变化，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有必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际化发展路线，选择适宜的国际化路径，把握恰当时机，深入推进国际化进程，努力实现全球战略。

1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现状分析

经过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金融危机时期免受重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营规模逐渐壮大，一些银行已跻身于世界大银行之列。主要表现如下：一是积极推进境外机构布局建设，构建与中国经济全球化匹配的全球服务网络。二是通过海外公开上市，增加资本补充渠道，加快国际接轨步伐。三是加强业务联动，建立总行、境内外分支机构，海外代理行相互联动、相互支撑的立体交叉服务网络，拓展服务覆盖范围。据银监会统计，2006年中国有9家商业银行在29个国家（地区）建立了95家分支机构（包括分行、代表处与附属机构），总资产为2270亿美元。2013年底就有18家商业银行在51个国家（地区）建立了1127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达1.2万亿美元。

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有如下特点：

首先，虽然近几年逆袭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广度和深度上，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较国际化大银行偏低。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少，结构单一，规模小，力量薄。目前国际化起步最早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是中国银行，2013年境外分支机构的税前利润占集团总利润的19.4%，其他银行的比率均低于6%。而汇丰、花旗等欧美国家的大银行在东道国的税前利润占比均达30%以上。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2013年均进入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境外资产占总资产比率分别为25.76%和6.7%，境外业务占比、复杂度和关联度都有了极大提高，但和发达国家大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仍相差甚远，见图1。

第二，国际业务层次较低，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地位节节升高，但还是主要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利润以利差占主导。境外分支机构还没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对东道国客户深入程度不够，短期内没有海外高端客户。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加强，综合服务能力提高，但金融产品种类单一，自主开发的产品不能满足当地居民需求，市场敏锐度不够。特别在私人银行、投资银行、全球交易银行服务、外汇衍生品等方面的境外服务能力、系统体系、专业人才等方面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第三，国际化程度和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从2006年至2013年，虽然“走出去”的中国商业银行机构翻了一倍，覆盖国家和地区从29个增至51个，境外布局和市场分散进一步增强，但仍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截止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吸收外资大国和第二对外投资大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开展贸易往来，与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投资，但各个商业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的覆盖面远远滞后于投资和贸易的覆盖区域，尤其在非洲和美洲地区。见表1。

第四，从路径选择上看，中国商业银行基本采取由简及难的阶梯式路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或者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主要是凭借新建投资这种内生性增长来拓展和延伸的。藉此适应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寻求自身的不断发展，为跨国并购做好前期准备。当积蓄一定实力后，中国商业银行才适时进行跨国并购，力图更快速度的海外扩张。但近年来随着国际化经营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商业银行也逐步尝试跨国并购这种外延式增长模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目前中国工商银行的并购步伐最快，勇创若干个“第一”。2012年控股美国东亚银行，是中资银行对美国银行业机构控股权收购的先例。

最后，在国际化的区域布局上，中国商业银行基本遵循先区域化后国际化的渐进思路。由于香港地区和内地长期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商业银行将境外扩张的起点定在香港，以香港为跳板减少进军国际市场的阻力。区域化进程中，首选地域临近，关系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之后再进军世界金融中心。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地理分布面的狭窄，发展不平衡。境外机构最为集中在亚洲地区，亚洲又主要集中在我国香港、我国澳门和新加坡，且就香港和澳门的境外机构就占总数的20%多，有些地区基本没有涉足。

2后危机时代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环境分析

后危机时代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给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1国际金融业引资的需求增大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急剧衰退，很多金融机构引发大量不良资产，使得银行资金匮乏。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急需外部资金的注入来渡过难关。同时，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大量流动资金的支持。此时，深受重创的欧美银行自顾不暇，且信用度和稳定性也深受质疑。新兴国家的银行虽跃跃欲试，但能力不及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商业银行由于参与国际市场程度不深，加上政府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有效调控，有效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上通过上市融资和政府注资，具有充足的资金和外汇资产。这样不光能抵御金融风暴的冲击，还能提高自己的资信度，最大可能的满足东道国企业的融资需求。

2.2潜在并购对象增加，交易成本降低

每次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都会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以来，美国中小银行纷纷倒闭。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数据，2007年美国倒闭的银行仅为3家，2008年增至26家，2009年达到140家，2010年破历史记录达157家，2011年情况稍稍好转，但整体环境仍不容乐观。欧洲银行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为中国商业银行未来的跨国并购交易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潜在并购对象，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全球拓展机遇。2008年以来欧美证券指数遭受重创，很多金融机构的股价在经历大幅下跌后已达可投资区间，中国商业银行若能把握并购时机，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减少。

2.3东道国市场 准入门槛降低

金融危机前，大多数国家为了国家经济政治的安全，对外资银行进入本国市场实行严格限制。危机后，东道国政府为了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系统，往往鼓励外资进入，降低跨国银行准入门槛。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必将伴随着新一轮金融业准入限制的放松。

2.4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相辅相成，息息相关。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提出更高要求。面对危机引发的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大，外汇储备账面价值缩水，对外贸易汇率风险增加的挑战，中国加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09年7月国务院对上海及广东四城市与港澳及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是人民币走向区域化并最终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商业银行将可能在人民币代理结算、跨境金融市场、海外融资等领域独占领先优势；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可以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具备外资银行无法拥有的独特竞争优势。

2.5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异军突起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发达经济体深陷衰退之际，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经济的萎缩。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已取代北美等发达国家成为跨国银行海外扩展的首选目标和主要收入来源。这些新兴市场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贸易的主要区域。这为中国商业银行进入这些国家，完成区域性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口，并提供了丰富的业务资源和良好的经营条件。

2.6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

金融危机的爆发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国希望通过推动新能源的发展来拉动经济复苏。国际金融机构围绕低碳经济积极开展相关业务，国际领先银行已经成为碳交易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业务范围渗透到碳交易的各个环节。2009年中国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但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参与程度不深，业务不够广泛，主要集中在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方面。

2.7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上升

美国大型银行连续亏损，欧洲很多银行至今都未恢复元气，竞争力骤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业绩始终保持在全球银行业的前列，世界排名不断竞升。《银行家》2012年7月发布的全球银行排行榜中，中国商业银行有4家进入前10名；利润榜中，三家中国商业银行占领前3位。2014年全球50大银行中，中国商业银行有10家上榜，比2013年增加3家。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一级资产和税前利润都进入全球前10名，特别是盈利规模更首次荣登前4名榜单，见表3。一方面，中国商业银行拥有实力和条件进行国际化经营，在与国际大银行的竞争中略显优势；另一方面，国际化大银行的复苏和调整，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赢得了时间和准备，能更好的完善国际化战略。

3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格局发生变化，金融监管改革给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难得的机遇。此外，受益于稳健经营，中国商业银行免于受到危机的重创，国际竞争力的地位不断提高，理应把握好历史机遇，在全球金融格局重构中巩固优势地位，积极推动全球战略的发展。

3.1明确国际化目标，制定符合自身的战略路径

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经济发展变革，定位准确，制定一系列短中长期的目标，不能过于冒进，留意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各个银行要根据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结合自身优劣势进一步确定全球战略目标。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成功国际化的路径中可以看出，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目前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球系统中排名靠前，但不具备和国际金融巨头抗衡的实力，因此在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上切不可一味模仿大牌，脱离自身实际。

3.2把握机遇，选择合适的扩张时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环境风云变幻，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许多国际大银行选择从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撤资，退守本国市场，这无疑给中国商业银行提供了有利时机来获得广阔海外市场；此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为拓展境外业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营，不仅很好的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提升了竞争力，收获了难能可贵的历史机遇。笔者认为此时正是中国商业银行在国际舞台上大试身手的好机会。

3.3继续选择新建投资，策略性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

中国商业银行要综合考虑东道国市场因素和自身因素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国际化路径，笔者认为可以继续选择新建投资，策略性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程度还不够，海外扩张经验不足，各方面有待不断完善，所以更倾向于采取新建投资的方式。

纵观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史，多数大银行都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全球扩张战略，从而成为国际化金融集团。而运用跨国并购方式推进国际化进程，对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状况更具特别意义：第一，可以避开并不断扭转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商业银行不信任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银行的特殊资本金制度不甚理解，所以对中国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和资本质量心存戒心。再加上中国银行总体国际声誉不够，缺乏影响力，这都给国际化进程增加了阻力和不便。通过跨国并购则可以较好的避开上述问题，并可以在以后的经营中不断向客户展示中国银行的实力和信誉。第二，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性思路。通过跨国并购可以近距离的，深入切实的了解和体会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经营和管理的长处和缺陷，取长补短，避免盲目崇拜，积极促进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管理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3.4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依托，探索适宜发展模式

随着中国金融的改革的深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发展契机。人民币业务将是未来中国商业银行境外最具潜力的业务，也是打造海外业务核心竞争力的支撑点。中国商业银行应该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时间和路径，不断协调海外资产分布和分支机构的整体布局，形成商业银行为核心的人民币渠道，打造商业银行“走出 去”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

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依托，努力发展“本土化”、“多元化”适宜模式。只有深入参与东道国当地的经济活动，才能逐渐融入当地市场，提升和东道国的友好度和信任度，优化合作水平，夯实“本土化”战略。与此同时，针对现有海外业务的空白和不足，加快人民币业务的创新和开放，满足各个层面的业务需求，构建全方位的综合业务服务能力，打造人民币主渠道的银行角色。

3.5加强国际化经营的综合管理能力，健全风险管理体系

中国商业银行国家化面临着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每个东道国都有自己特定的经济周期、金融监管、政治风险和市场竞争格局，面临困难艰巨，风险不易察觉。中国商业银行想要立足形形色色的国外市场，必须熟悉当地文化和风俗、加大经营环境的调查分析、加强风险管理、争强综合管理实力。在此基础上还要保障和境内外监管机构和货币当局的及时沟通，加强对东道国相关政策和风险的前瞻性判断，以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努力做到以最小的经营成本获取最大的综合效益，确保国际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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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篇五

论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哲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09级 赵杰 20090140130）

[摘要]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重要性显著。合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有利于拉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注重国家政策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避免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浪费及掠夺，争取创建和谐的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理论指导 自然资源合理开发 经济建设

时代在变迁，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跨越，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距，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关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创建。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这里幅员辽阔，有着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国土资源、旅游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农牧产业资源。合理的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理论指导、国家政策倾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

一、民族地区发展的理论指导

少数民族社会要发展进步，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理论指导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坚实基础，有了理论指导，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有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方法。

首先,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从中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 尊重民族发展规律, 将民族问题作为当前每一时期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 依据变化的实践提出新思想, 制定新政策, 采取新措施, 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发展;第三, 依据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现实, 确定发展是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核心, 为准确把握和正确驾驭民族问题提出明确目标;第四, 在全球化背景下, 执政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驾驭能力成为国际社会评判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同时还需要面对某些强势国家以人权等为借口, 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借民族问题进行“西化” 和“ 分化” 活动现实, 充分认识当代中华民族问题的世界性特点, 对于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

着重要意义;最后, 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党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 体现着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 符合中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 有力地保障了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利益, 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着根本性影响。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科学发展观，重在发展，贵在科学。其本质要求，就是尊重和遵循规律求发展，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妥善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科学谋划区域发展路径，确保地区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经济是一切事务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了，才能搞好上层建筑。因此，促进民族和谐发展，必须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1.大力改善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从而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最主要的是交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断地被贫困地区的发展所验证。

2.加大政策扶持

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倾向于民族地区，给予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的投入和税收的减免。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于渔”，一词国家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搞好旅游事业，也可以将东部发达地区好的发展思路引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二、合理开发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拉动经济发展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丰富的矿产资源是西部地区的一大优势，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必须充分开发利用，而矿产资源的开发应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有指导性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起源于环境保护，保护环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保护环境为的是保证发展，这是江泽民同志环境保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强调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合理的开发矿产资源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也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资源储备。如果实行盲目开采，不加管制的增加开采速度与力度，那么几十年内就会把资源开采殆尽，这不但不会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针对目前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力度：第一，加强地质勘探工作的投入力度，这是扩大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物质

基础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由于资源勘探投资风险大，且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和经济安全性质，尤其是一些带有战略性的矿产资源，应该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进行勘探。第二，加大大型矿山企业的建设，建立综合开发的企业集团。要以国家紧缺矿产资源为重点，以优势矿产资源转化为主体，走企业集团化道路。以科技为先锋，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要充分认识到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努力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活力。第三，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倡科学开采。避免掠夺式开采，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方针。

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大力开采资源，为了gdp而造成资源浪费，为了东部地区发展而忽视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在战略高度上重视这个问题，引进新设备，提高矿产的开发利用率；加强监管力度，避免资源的浪费；制定新规则，合理的配置资源。例如：资源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许多战略性资源都被贱卖给外国，如稀土。不合理的开发还会造成环境恶化，西部地区气候寒冷，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一经破坏短时间内将很难恢复。

旅游资源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但是近年来为了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旅游业的开发，破坏了许多自然景点，造成了旅游地区的环境破坏。我们要正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盲目上项目，造成旅游资源的含金量下降。首先，制定长远发展规划，避免短期发展造成旅游资源浪费，环境问题越发突出；其次，引进新技术，解决旅游景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如使用可降解纸袋、餐盒等；第三，加强监管力度，严惩违规者。对于不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地区要严惩，景区内对于游客乱扔垃圾破坏环境问题要加强监督，严惩违反规定者；第四；反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于旅游收入要用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形成良好的资金链循环，避免资金外流，民族地区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二）合理配置民族地区资源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地区资源外流，得不到合理配置有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优势突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已经探明储量矿产130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的钾盐、天然气等13种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5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铅矿、铜矿等9种矿产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储量占到全国的30--50%。煤、油等能源矿产丰富，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性能源接替基地。此外，还应看到，虽然西部地区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较低，但其新矿产地的潜力确是巨大的。其中矿业产值占其工业产值的比例，有一半省（区）超过25%。但是资源的配置上存在很大问题，造成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后环境问题恶化，经济发展得不到提高。

1.矿产资源的配置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是开发利用程度低，本地区资源配额少，绝大部

分输送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造成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问题。我们应该重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是西部少数民族的，但是利益却被瓜分了，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的微乎及微。国家应该反哺民族地区，为资源的开采支付资金，用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资源收归国有，国家统一配置，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这不符合西部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本地区的资源被用于另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建设，相信谁都不会满意这个结果。这样长久下去容易激发少数民族的独立心理，造成民族问题事件频繁发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发展，不符合当前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

2.水、电资源的配置

西部地区多处高山高原地带，降水丰富，水利资源优势明显。而且西部地区落差大，水力发电前景广阔。建国后，西部地区的水力资源得到重视，已建成多处大型水力发电站，尤其以三峡水力发电站最大。近年来西南地区规划了许多水力发电站，这将为我国的电力供应提供广大支持。虽然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建水电站，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全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划下建成的，但是作为本地区的资源，民族地区对于发电站建成后的电力供应应该享有优先权。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业建设正大力发展，是急需能源、电力供应的时候，作为建在本地区水力资源优势上的水电站，应该优先供应本地区经济建设需求，而不是一味的输送到东部沿海地区和周边小国家，虽然这样会卖出一个好价格，但是和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比起来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意思，也不符合长远战略眼光，只有全民都富有了，中国才是真正地富强、民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保障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中国政府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决策。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从战略眼光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先行建设，适当超前。要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持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要在做好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着力抓好一批重大骨干工程。

（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这是推进西部开发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加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力度，同时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由国家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和苗木，对陡坡耕地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坚

持“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行试点、稳步推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先搞好实施规划和试点示范。试点的规模要适当，不宜铺得太大，防止一哄而起。要加强政策引导，尊重群众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点要高，不能搞重复建设。要抓住我国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时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从各地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强农业基础，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改组和改造步伐；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

（四）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

要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军工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现有科技力量的作用，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要确保教育优先发展，在办好高等教育的同时，特别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千方百计使用好现有人才，采取积极措施从国内外引进人才，大力培养各类人才。

（五）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实施西部大开发，不能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研究适应新形势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特别是要采取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转变观念，面向市场，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多种形式更多地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城乡集体、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积极发展城乡商品市场，逐步把企业培育成为西部开发的主体。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际，解决民族问题，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合理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水力资源、旅游资源，避免造成环境破坏，不能先开发后治理；同时加大对本地区资源的反哺力度，大力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促进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提高人民的资源意识；提倡科学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成长为富强、民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参考书目] 吴仕民 《中华民族理论新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

李普者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年11月

张雷，傅晓峰 《21世纪中国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战略思考》 2012年2月 古德生 《对西部矿产资源开发问题的思考》 2001年

中国西部开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