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期货发展史简介(四篇)

中国期货发展史简介篇二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并不止其在矿物学上的意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欣赏玉器须领会十个字：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先要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和雕琢美，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一、史前时代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二、先秦时代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需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三、秦汉时代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觿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并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宋元时代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六、明清时代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

七、结语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4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块一类是装饰

一般来说，大体上中国古代玉器分为三段，高古，中古，明清 所谓高古玉是指东汉以前的玉器 中古是指从魏晋到元代的玉器 明清是指明清两代乃至一部分民国玉器

但是细分，所谓高古玉，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以北方红山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再到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称为文化期玉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玉器大多光素，器型以礼器，兵器，用具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神玉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夏商周时期，玉器工艺大大进步，这时候的玉器体现的是王权，反映了阶级间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王玉时代，这时期的玉器开始出现很多礼仪用玉，佩饰用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玉，玉兵器进一步衰落，佩饰用玉更加发达，而到了汉代，除了佩饰用玉更加发达以外，几乎之前的礼仪用玉都变成了丧葬用玉

而到了魏晋时期，玉器进入中古时代，从汉代开始逐渐出现的求仙思想在玉器上开始体现，玉器的工艺题材逐渐走向世俗，到了唐宋，这一转变完成，出现大量的人物题材，动物题材的玉器，玉器不再像高古时期一样纹饰抽象，而变得世俗，写实，同时玉器成为商品，充满了市民艺术情调

到了明清时期，玉器工艺更加进步，除了纹饰的世俗性更加增强以外，一些个体比较大的陈设器也出现了，例如玉炉，玉山等

中国期货发展史简介篇三

中国股市发展史

中国股市诞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1984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票面50元)，在海外引起比国内更大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

中国第一股，其实说法有很多。采用飞乐音响的说法最主要的根据是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执行主席范尔霖时，回赠给范氏一张飞乐音响股票。飞乐音响其实是当时上海飞乐音响总厂搞的“第三产业”，经上海市工商银行向市人民银行打报告，批准后便印制并发行了新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当时是由印钞厂印制的，每张面值50元，共1万张，股票印制相当精美，董事长秦其斌的印章为了防止有人伪造，是逐张盖上去的。飞乐音响股份全额流通，经过1989年、1991年和1993年三次送配股和增发新股，注册资本从初创时的50万增为如今的1000万元。公司目前已全面进入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并在今年拓展了境外业务。1986年9月26日，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从静安证券交易柜台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的股市就此已经走了20年。1986年9月26日清晨，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投资者蜂拥而至。当时在柜台交易的股票只有2家，飞乐音响公司(600651)总股本50万元，延中实业公司总股本500万元，总共只有550万元。开市第一天交易到16时30分收盘，共成交股票1540股(当时为50元1股，现在的77000股)，成交金额85280元。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盘指数96点。此前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中依稀对股票交易所有一点印象。（老八股：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爱使股份、延中实业、飞乐股份、飞乐音响、申华电工、真空电子）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业，但“开业”前面加了个“试”字。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沈原野。

股市最初的建立就是如此，“历史在为未来奋斗的时候总是高尚和纯洁的，当年设计者所构想的证券市场只有一个榜样——欧美，欧美股市是完全市场化的结果，是最精明的商人之间的活动，而中国的历史现实却决定了中国的股市一开始就带着太多的政府色彩。”一位最初设计者对本刊评论说。这为后来的政策市

以及国企圈钱埋下了伏笔。

1991年4月22日深市出现零成交，中国股市第一次政府救市，深圳市政府筹资2亿元拉动深发展托市。发展初期，深圳股市的发展程度要远远超越上海市场。1991-08-28 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在北京成立。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南巡，来深圳视察提到关于中国股市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深圳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票，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市场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股票交易价格限制，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1992年8月10日-“810”事件，新股申购火爆，部分人员利用权力私买抽签表，“那些没买到表的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王安说。后来政府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1992年10月12日-证监会正式成立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证券法》。管理层开始实施以“打压”为主的监管。1992年8月-1994年8月-股市变冷

1994年7月30日-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大涨，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1996年12月-政策扼住股市涨势，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文中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上交所和深交所决定从既日起，对在该两所上市的股票、基金类证券的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１０％限制并实行公开信息制度。当天，沪深两市均跌满１０％，大部分股票被巨大的卖单封死在跌停板上。

1999年5月19日-5.19行情爆发。从5月19日起，在网络股的带动下，沪深股市走出了一轮强劲的上升行情，期间，上证综指更是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金额也创下了历史天量。

1999年6月-多重利好促股市大涨，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重复股市是恢复性上涨，要求各方面要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随后，管理层还允许三类企业获准入市，当天大盘跳空高开，上证指数当日大涨103.52点，涨幅6.59%。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建立, 也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建设步入新阶段。

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拉开序幕，6月14日，媒体刊登国务院《坚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份文件是在财政部主导下产生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当即表示：“国有股减持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对证券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因素。” 2001年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

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2001年10月-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很快，1500点“铁底”岌岌可危。“10月22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3时，周小川像唐·吉诃德一般拎长枪跨瘦马直奔国务院。晚7时周回府。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由五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

2001年7月-社保基金正式入市，7月23日中石化公布法人配售结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参与了中石化a股的申购和配售，共配售3亿股中石化。此举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悄然进入证券市场。

2002年6月-国务院决定停止减持国有股，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当日，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几乎封于涨停。

2002年12月-qfii制度正式实施，12月1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当日证监会公布了qfii 相关申请表格式及内容，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qfii交易实施细则，qfii实施全面启动。

2005年4月30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4月30日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宣布正式启动。

2005年6月-利好齐发，股改行情启动，6月6日，证监会推出《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这天股指跌破千点。随后几天，证监会各种利好齐发。6月8日，股票市场创下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和最大单日成交记录，沪深两市共有120只股票涨停，两市共成交317亿元。这被认为是“虚弱的井喷”。2006年9月-股权分置改革已近收官，经过投票表决，中石化股改方案获得通过，其中总体赞成率为99.96%，流通股股东赞成率为98.5%。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均投了赞成票。中国石化股改的完成，也宣告了历时近一年半的股权分置改革已近收官。

2007年5月低-财政部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 2007年10月19日上证股指涨到历史最高点6124.04点

附：股票种类

a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它是由我国境内的公司发行，供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不含台、港、澳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a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我国境内发行只许本国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的普通股；（2）在公司发行的流通股中占最大比重的股票，也是流通性较好的股票，但多数公司的a股并不是公司发行最多的股票，因为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除了发行a股外，多数还有非流通的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等等；（3）被认为是一种只注重盈利分配权，不注重管理权的股票，这主要是因为在股票市场上参与a股交易的人士，更多地关注a股买卖的差价，对于其代表的其他权利则并不上心。b股也称为人民币特种股票。是指那些在中国大陆注册、在中国大陆上市的特种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只能以外币认购和交易。

h股也称为国企股是指国有企业在香港(hong kong)上市的股票。

s股是指那些主要生产或者经营等核心业务在中国大陆、而企业的注册地在新加坡（singapore）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挂牌的企业股票。

n股是指那些在中国大陆注册、在纽约（new york）上市的外资股

中国期货发展史简介篇四

中国期货百年史

期货交易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期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生命力，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为了给中国期货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和期货交易界从事实务操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历史线索，我们尝试编纂了“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前溯至唐五代，重点对清代后期直至1992年前中国期货发展的历史及其壮观场面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一、清代：中国期货交易的萌发时期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一）清代商品交易中的期货交易萌芽

在各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谈到期货交易市场，往往都提及其他国家。17世纪左右的在阿姆斯特丹开设郁金香交易中心市场，日本江户时代的稻米的远期合约交易。但是鲜有介绍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期货市场起步阶段的起点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纵观期货发展的历史，早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关于赊卖、预购等商业信用活动的发生与记载。到了宋代，江南、四川等地有关水果、茶叶等商品交易中赊卖、预购等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已出现了远期交易合同为中介的贸易形式。在茶叶出口贸易中，这种贸易形式尤常见。清代中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到欧美，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往往在收茶季节前就来到茶叶产地，与茶农或产地茶商订立茶叶远期交易合同，品种、价格、数量等预先讲定，并预付相应的定金。当时，蚕丝交易中也常见这种交易方式。

据考证中国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最早萌芽于宋元代，在明朝初期以“开中制”为标志的中远期交易得到蓬勃发展，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国家以远期交割的盐引套取民间商人垫付资金供给边疆军需，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朝野政权的更替使得远期交易方式徘徊不前，甚至多次倒退。

清代道光年间洋商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他们常在鸦片船到达中国之前，预先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订货单，等鸦片船到岸后再由持单人凭单提货。中国南方许多旅行商人携带鸦片，把它当做白银的替代品适用。鸦片不仅被当做货币适用，而且鸦片订货单通常也被看做是货币。“用鸦片订货单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最终实现价值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这样，鸦片订货单就成为了一种临时货币。”鸦片在内地被适用。上海宝顺洋行将鸦片预付给广州茶商，以收购内地茶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太平洋行、旗昌央行和琼记洋行都同样垫付鸦片给中国茶商。1851年，a·g·达拉斯评论上海盛行鸦片贸易：“我现在发现，其他大多数商行都在用鸦片支付，我认为现金并不重要。” 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贸易的盛行，这种鸦片定货单居然在中国沿海一些地方成为类似于过去日本“米券”一样的流通媒介，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因此一些专家把这种鸦片定货单交易视为中国期货交易的萌芽之一。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记载中，就已经有了“期货”一词。不过，那时的所谓“期货”，还只是一种远期交易，与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还根本不同。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交易从1990年发展至今，仅有24年的历史。但是再往前追溯，中国期货市场萌发能追溯出一个世纪之远，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的生命力。了解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是回归本源，追溯本身发展命脉的过程。

（二）晚清证券交易潮的起落及交易所的出现 1862年，《上海新报》上曾有人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股份。这表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有价证券交易。到1869年，上海已有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了，其中最早的是长利公司（&co.）。但是，由于这些商号在当时主要从事外国企业股票的买卖，因此，其社会影响还很小。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股票交易在沿海一些地方发展开来。到了1882年，在中国已出现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景象，形成一种热潮。其时，股市上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其中多为中国企业股票。股价呈上升趋势。例如，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76年的市价为40－50两，到1882年则已高达200两以上。

1882年10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1）确定每日股票市价，“逐日悬牌”，并送登《申报》，“务使涨则实宜涨，跌则实宜跌”；（2）抵押股票；

（3）代买卖股票。该公司本身亦采取股份制组织形式，“招股十万两，分一千股”。其内部组织则设正副执事二人，董事数人。该公司成立后，每天在公司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股价时有变化。该公司的设立促进了当时股票交易的逐渐规范化。

1883年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场风潮使中国股市受到沉重打击，引起股价猛跌，上述平准公司亦在这场风潮中消失，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股市才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1882年的水平。1891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创设了“上海股份公所”（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这个所谓公所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证券掮（qián）客公会，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只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处于有行无市阶段，该公所的业务量还很小。

1905年洋商又在上海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原“上海股份公所”并入其中。这个公所已经是当时在上海从事证券和物品投机交易的专门场所。公所经营重点为外商企业股票和橡皮股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席卷上海，累及该所，会员中破产者为数不少。

（三）清末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舆论准备 1904年，梁启超撰文倡办“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期望以此推销公债。他的这个倡议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证券市场的反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倡议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人重新提议创办证券交易所，并提出可以仿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进行组织。但由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给予重视，结果这个也未能付诸实践。然而，这些倡议为日后创办证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大风潮的发生

（一）民初关于创办中国期货市场的呼声再起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流通也渐广，上海的一些钱商、茶商、丝商等已经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副业。由于他们是在茶馆聚会、商谈股票交易的，因此，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

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工商界巨子100多人参加。当时任工商总长的革命党人刘揆（kuí）一主持会议。会上讨论了交易所设立等问题，决定在通商大埠酌量分设。从此，股票交易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前台。

1914年秋经农商部批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正式成立。当时会员有13家。会址设在上海九江路，集会时间为每日上午9－11时，交易证券主要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股票等。当时，上市股票约20余种，可以同时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交易方式仍沿用“茶会”习惯，但集会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已具交易所的基本构架。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公会时代”。随着股票交易的兴起，物品市场发展滞后而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开办商品期货交易问题便提到了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机械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开始进行面粉现货和期货交易。上海金业也有了金业公所组织，关于黄金交易已定有较为完备的规划。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雏形。

1914年12月在著名实业家、农商总长张謇（jiǎn）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出台。该法明确规定设立证券交易所须经农商部核准，同时还对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一切证券交易所都必须接受农商部的监督。1915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及《附属规则》13条，使该法进一步完备。从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立法水平要高于市场实践水平。这对推动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6年冬，孙中山先生准备在上海筹建经营证券、花纱、金银、皮毛等交易的综合性交易所，试图通过经营交易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筹集资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与虞洽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批准。但是，当时农商部只许举办证券交易所，加上后来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而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因而他也就同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不久上海股票、金业两公会亦各自呈书申请举办交易所。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一地只能设一所，这种规定导致上海各交易所发起人间的长期争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迟了交易所的应有发展。

（二）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成立

1918年春，北京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王景芳、岳荣、曲卓新等呈请农商部批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行政府公债，再加上王景芳他们主张只办证券，不像上海交易所那样兼办物品，所以很快获准成立。同年6月5日该所正式开业，资本额100万元，经纪人60名，王小宋任理事长。该所一经成立，其“市场组织，悉照欧美日各国交易所成例”，交易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又分本月期、下月期、再下月期三种。上市证券有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及股票。据该所1918年11月“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其成交的现货与期货交易约各占一半。1918年冬，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上海取引所”。该取引所成立的基本动机是要“操纵上海市面”，而且它既经营证券又兼营棉纱。这对上海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经过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努力争取，虞洽卿等获准成立交易所，并获得了兼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特权。

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资本额为500万元，较大股东有虞洽卿、邹静斋、李云书等，经纪人200人，虞洽卿为理事长。其交易的标的物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其经纪人中有一“恒泰号”，由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组成。从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热潮又起。

例如，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它的发起人有范季美、张慰如等，由股票商业公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改组而成。资本额为100万元，经纪人55名，范季美为首任理事长，交易内容分现货、期货两种，企业股票是其主要交易标的物。1921年春原上海机械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原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也于1921年4月成立。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交易所林立的局面。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市场的初步形成。1921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物品交易所条例》，条例共48条。同年4月又公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33条以及《附属规则》16条。在这些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附属规则中，对商品期货交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业的成长迫切需要规则，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发展存在不规范，甚至过于混乱的一面。

（三）民十信交风潮

1921年（民国十年）是中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起大落的一年。由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盈利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其他交易所盈利也很多，各种股票价格也日趋上涨，于是，在厚利的强烈诱惑下，上海许多商人把开办交易所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蜂拥而上，纷纷招募股份，争相创办新的证券期货交易所。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不甘落后，竞相效仿。从这一年的5月份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36家交易所，为当时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好几倍。这些交易所中绝大多数未获农商部批准，不少交易所是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违法成立的。同年5－7月间，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价在人们的投机狂热驱使下一涨再涨，最高时竟达五六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仅凭认股证就可以卖高价。许多交易所开业后并无多少正常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各交易所的股票，以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并不实际出资，而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抬高股价，继而抛售自认的股票，转手获巨利。那些信托公司也以本公司的股票为对象进行投机买卖，并与交易所合谋，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帐面资本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大经济“泡沫”。

1921年冬，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社会资金，加上时近年关，按照中国***惯这时要清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一规格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以便利交易”。

1932年初，国民政府曾因财政困难而生停付内债本息之议。消息一传出，以公债为主要标的物的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交易清淡，几乎处于停市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做出保证债信的承诺以后，证券交易才逐渐得到恢复。

根据国民政府《交易所法》关于“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业两者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的规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停止营业，并于1933年5月31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自6月1日起，上海地区所有证券交易都由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办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花纱部、金银部也分别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从1933年起，除上海、北京外，宁波、青岛、汉口、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金融重心转向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靠经营公债交易兴旺一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此时门庭冷落，1927年前北京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大致相同的景观，到1933年已经不见踪影，其全年交易额仅相当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0.5%。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有法可依了，但实际上人们

还没有将期货市场的发展看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还根本不可能使其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二）抗战期间的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的震荡性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迁往汉口。迁往汉口后，由于种种原因，复业未成。其他地方的交易所，也因战事爆发而纷纷停业。另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上海等外国租界集中之地成了当时的金融“孤岛”，大量游资迅速涌入，加上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结果使上海的投机市场反而畸形繁荣起来，自“民十信交风潮”后一直被冷落的企业股票，此时也重新开始被作为保值手段和炒作对象，黑市交易量迅速增加。与此相适应，上海的证券交易行也迅速增到70多家。天津同样不甘落后，其证券交易行最多时也曾达到100多家。由此，便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940年，上海股票商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这个推进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会员介绍买卖股票、调查公司业绩、报告股票买卖价格和成交数量等等。为了规范和吸引交易，该推进会还自定一套“组织章程”、“交易办法”和“代客买卖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别是战时各国普遍实行金融管制，国外资金纷纷逃往上海这个金融“孤岛”。在当时，经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的股票达85种，且均为中国企业股票。由于战乱的影响件下，洋商所办的“上海众业公所”中的外商企业证券交易也十分兴旺，达到了众业公所营业史上的最高峰。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众业公所才被迫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禁止外股、黄金等上市买卖，因而大量游资进一步涌向中国企业股票。在这种环境下，股票公司大批设立，仅1942年新设股票公司就达120多家。针对重新抬头的证券市场混乱局面，1942年8月汪伪实业部发布“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试图对当时十分紊乱的股票交易进行管制。根据这项规则，汪伪政府当时确曾查封了一批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为了使上海证券交易有一个统一市场，1943年9月张慰如等人 奉政权之命，开始组织实施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方案。交易所“复业”后专做中国公司股票交易。为了保证交易顺畅，厘定了营业细则75条，将交易所会员经纪人扩充为200人，第一批审查核准上市的股票则达108种。

1945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开拍“便交”交易，每周交割一次。虽然这项交易仅限于永安纱厂等14种股票，但这种交易的实质却是期货交易。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市场便利。从此买卖期货套利交易重新兴旺起来。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几度风雨，并常常被当作一个实施投机的工具。战乱干扰、外国干涉、自身不规范等等，则使中国期货市场狐朋狗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特点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指示上海等地交易所“非得财政部命令不得开业”。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日伪、经营的交易所进行全面接收，对私营交易所进行彻底清理。虽然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交易所在清理期间不得再有交易行为，但实际上上海的黑市股票交易却经久不衰，有些股票商号还开办起了股票期货交易，从而大大助长了投机者的买空卖空行为。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地的证券市场和期货交易也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而逐渐恢复。国民政府接管时，曾允许华北证券交易所继续营业。但是，该所重新开业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了。1946年3月，这个交易所被清理改组为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实行官商合办的证券交易所。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王志萃作常务理事兼代总经理。其资本额定为10亿元，其中60%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40%由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易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该交易所兼纳原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洋商众业公所的业务内容，营业重点为本国企业股票，兼及政府公债与外商证券。其会员广泛，基础扎实，吸引的游资约有1500－2000亿元，是旧中国一家最具实力的交易所。

194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递延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即成交一周后交割）。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期货交易。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又试办套利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游资。当时，上海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证券现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几经周折后，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2月正式开业。该交易所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4亿元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持有，5亿元由天津市民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持有，其余1亿元则在市场上进行募集，开业初期，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局等13种。后来，该交易所又奉命上市“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进行交易。

1948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取缔“递交”。从此，证券交易一蹶不振。到同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圆券，又下令上海、天津等地交易所停业。这样一来，交易所场内交易全面停止，场外黑市交易则特别盛行。

1949年2月国民政府重新下令，让各证券交易所重新复业。但是，政府规定，这次复业后除政府债券可做一天期货外，其余均以现货交易为限。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资金外逃日益严重，因此，这时的证券交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到这一年5月初，各地交易所又不得不重新宣告关门停业。

由于此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处于严重无秩序状态，因此，当时的期货市场还不可能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 中国现代期货市场鼻祖

在外界看来，荣氏家族永远都被光环所笼罩。事实上，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之下，荣氏家族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财富暗道：金融投资。在这方面，荣宗敬可以说 是中国近代最有远见的“金融投资家”，玩“期货”的祖师爷，他甚至能够操控“日元汇率”，以金融的方式进行“抗日”，表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操。

“棉纱大王”

筹建期货交易所

荣宗敬（1873—1938年），名宗锦，字宗敬，江苏省无锡荣巷人。他是荣德生的哥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伯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 家。他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 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拼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人的胃口也随之增加，政客、军方极力推动对华侵略，妄图鲸吞整个中国；而日本商人则尽可能抢占中国市场。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荣宗敬对此是知道的。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 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 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

于是，在荣宗敬的努力以及众多实业家和商人的大力配合下，1920年3月 1日，上海的福新厂荣宗敬、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 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

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

以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荣宗敬把总公司会计部主任许淑娱喊到自己的办公室，盯着许淑娱兴奋地说：“许先生你想到了吗？‘五卅’运动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对我们可是绝好的机会。”

“荣先生判断得十分准确。日元汇率比价在现在这种情势下，一定会下跌的，荣先生莫非要做空日元？”许淑娱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经荣宗敬一点拨，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荣宗敬和许淑娱仔细商量起操作细节。两人详细分工，首先由许淑娱打先锋，掌握日汇的行情变化并及时向荣宗敬汇报。荣宗敬躲在台后，授权许淑娱见机处置，吃进或者抛出。

荣宗敬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1925年6月5日，许淑娱向荣宗敬报告：“日元对银元比价已降到1：0.72，一星期内下跌23％，东洋人顶不住了。”

告诫子孙 实业救国

荣宗敬不动声色，继续抛出50万日元。紧接着，一连几天荣宗敬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

6月15日，日元对银元已跌至1：0.5。这时，许淑娱花大价钱从内线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几家大银行已组成一个银团来出面维持日元。荣宗敬当机立断，指示许淑娱立即“空翻多”，吃进200万日元，并且要做得不露痕迹。

布置完后，荣宗敬难掩内心的兴奋。想当初因为跟日本人借款（1922年底，因荣家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加上当时金融危机，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 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350万日元），差点被吞掉，现在他要如数“奉还”给日本人。

不久，在日本银团的出面维持下，日元从最低点的1：0.48上升到1：0.75。荣宗敬根据抵制日货洪流在全国蔓延的趋势，断定日元回升不过是徒劳，于是让许淑娱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舆论。

“完了，日元又跌啦！”

“赶紧抛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钱庄、欧美商人及银行也犯了糊涂，被荣宗敬牵着鼻子走，大量抛出日元，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汇价再次急剧下跌，远期日元汇率竟跌到1：0.35。

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期限为6个月），他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准备孤注一掷。而这一切并没有让荣宗敬失望。半年后，日元 汇价逐步上扬，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几乎净赚400万日元，不仅还清了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的350万日元，还略有盈余。而曾经出面维持日 元汇价的几大日本银团在此役中，损失最少的也达3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10日病逝。临终，他仍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