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一

摘要：习总书记在文代会上的讲话精神给广播电视文艺创作带来全新的启示。广播电视文艺节目要成为“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就要承载民族文化与艺术追求，注重文化传播与受众培养，关注社会热点传播价值信息，把握编排的多样性。

关键词：文艺节目 民族文化 受众培养 文化传播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是习总书记给予文艺工作者的大格局、大视野，也是新时代下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责任与重担。过去说到文艺我们常常想到扎根群众、来源生活、为人民服务，而今天的中国文艺不仅仅要满足这些，还需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艺术理想和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这是习总书记在文代会上提出的新理念。艺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各项要素的和谐发展，需要满足各种功能需求，实现社会价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这才是文艺工作者的高追求，才能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文艺节目要承载民族文化与艺术追求

“文艺”是“文化”和“艺术”的结合，一部好作品一定要承载民族文化，并以艺术予以表现。如今说起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更多人想到的是消遣娱乐、追随流行，其实文艺不等于娱乐，单纯的感官娱乐也不等于精神快乐，应该将追随流行变为引导流行，在传播价值中注入文化，助推城市文化品位与文化发展，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賞水平。如果百姓对艺术的鉴赏水平在不断提高，而文艺队伍的创作水平停滞不前，就很难创造出有价值、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更谈不上服务社会，发挥引导功能。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孤立的、不受百姓欢迎的。所以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身的学习和提高放在首位，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这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关键，需要时间、需要积淀，满足百姓对文艺作品的审美需求。

文艺节目具有娱乐属性，但不能单一娱乐，因为它有着社会属性和服务功能。文艺创作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大众传播的价值意义，要体现文艺作品的创作追求与艺术价值。文艺作品培养受众需要一个过程，只有慢工才能出细活，文艺节目的创作应当静下心来，追求精益求精，争取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争取创作出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集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为一体的优秀文艺节目。

2016年，大连广播电视台新城乡广播为了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要求，制作播出以本土“非遗”为主题的广播系列节目，扎根本土文化，放眼世界，收到了不错的社会反响。作品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颁发的曲艺节目一等奖，并由大连广播电视台对外选送播出，展现大连文艺风貌。之所以扎根这样的选题，是因为它符合文化、价值、地域特色等诸多元素，且具备地方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需要。这一类的选题是媒体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将知识性、娱乐性和对艺术创新探索的追求相融合，繁荣家乡的文化艺术。

文艺节目应当注重文化传播与受众培养

审美、审丑、审妖，这是当代审美个性化表现，有人喜欢，有人质疑，但这些现象有它存在的客观理由。一方面现在的文艺作品摒弃“高大全”的创作典型，更多选择了平民的文化视角。平民化是当下文艺创作与大众传播共有的时代特性。媒体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作用，引导审美意义重大。文艺创作不能以吸引眼球为目标，不能一味的迎合受众，而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培养受众上面，做文化的推手，而不是个人的炒作推手。在各大综艺节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红的网络红人、个性达人、网络热词，成为文艺节目创作的邀约对象和创作素材，这样的文艺节目价值严重缺失。相对于迎合市场，文化的培养更显可贵。

为了传承祖国戏曲艺术，引导青年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笔者曾尝试在广播文艺节目中将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运用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融合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三古三新”方式，将戏曲曲艺的韵律与现代节奏相融，推荐独具特色的中国曲风，让观众看到文艺创新，更感受到文化传承。以此带动受众对戏曲艺术的关注，不少年轻人因此热爱上了戏曲艺术，这是文艺节目引导功能收获的传播价值。与此同时，这种新尝试的融合给文艺作品的创作带来新意。

鲁迅先生曾说，要想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艺节目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对文艺作品的赏析，更应该对受众品位起到培养与引导的功能。如今媒介发展迅猛，受众了解文艺的途径更多元，虽说文艺推广的渠道多了，但对文艺的品位与质量把关，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永远都应该是最严苛的。提高受众的文化品位应当成为广播文艺节目实现社会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文艺节目应当关注社会热点，传播有价值的信息

对于许多受众来说，文艺节目的创新主要是形式创新，尤其是音乐节目，内容的取材变化都不大。为此，在节目的选题方面我们做出了一些尝试，分别用音乐的方式关注社会热点。著名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去世，我们回顾了邵氏兄弟拍摄经典影片，介绍了邵逸夫先生创建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和他在内地所做的慈善贡献；台湾音乐大师李泰祥因甲状腺癌恶化病逝，节目以《橄榄树》开场，介绍了齐豫、叶佳修、张雨生等一批唱着他的歌成名的歌手，对比李泰祥晚年的疾苦与凄凉；在社会普遍关注马航mh370失联的热点时，《青春歌汇》避讳低沉，我们引用大量音响，梳理那些面对灾难我们迎难而上的音乐创作，音乐基调温暖关怀；台湾著名歌手赵传在大连开唱，演唱会的前一小时，在乐迷最激动的时刻《青春歌汇》对话赵传，并在节目中呈现了主播与歌手的互动对唱形式样态，带来热烈的节目氛围，呈现了歌手的励志情怀。每期节目我们都追求内容背后给予受众思考与观点，这也是选题内容升华之笔，更显选题价值与寓意。

文艺节目应当把握编排的多样性

音乐的选择对一档音乐节目的重要性如同做饭备料，备料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口味、卖相和整体品质。《青春歌汇》在马航mh370的节目选题中，选择了定调温暖向上的旋律，如《cry on my shoulder》《相信爱》《手牵手》《we are the world》《让世界充满爱》等，而未选择过度渲染悲伤情绪的《生死不离》《天空之城》《秘密》《风の街》。基调的不同，节目的情绪走向就会发生变化。在清明节音乐专题中“祭奠那些离我们而去的明星”，音乐的选择上突出了懷念，而避免离开与逝去的伤感。这期节目中用《恰似你的温柔》开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罗列了与已故歌手气质相同的经典曲目。如开拓精神的黄家驹《海阔天空》，孤独散场的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忧郁离世的张国荣《有谁共鸣》，公子哥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和对比了已故歌手whitney houston在风华时期与吸毒离世前歌声的差异性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i look to you》，将话题升格为价值观念与生命意义。

要想创作出不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离不开自身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对文化艺术的专注与用心。这让我想到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里段小楼两次用以评价程蝶衣的台词：“不疯魔不成活。”要想将艺术作品、艺术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需要骨子里的“疯魔”精神和忘我、投入的状态。

（作者单位：大连广播电视台）栏目责编：陈道生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二

导语：老舍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价值，其独特价值表现在对“京味”文化的表现上。老舍的作品特点是用地地道道的北京话描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北京城，刻画带有皇都贵族气质但又有些迂腐的北京人，还有那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下是小编分享的“京味”文化与老舍创作，欢迎大家阅读!

在众多的“京味”小说作家中，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舍。老舍的京味小说在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他本人也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以至于赵园这样评价老舍：“他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1]老舍作品中“京味”体现在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用北京话，写北京城、北京人，表达京味幽默。

一、说北京话

“京味”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说北京话，用北京话写北京城，谈北京人，叙北京事，使北京方言成为文学世界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老舍小说语言口语化，并不是夸张。据统计，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全书洋洋洒洒近11万字，真正用到的汉字只有2400个，都是一些常用字，这些常用字的循环使用，构成了整部小说。北京市民的口语，是老舍创作语言的主要来源，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到京味的纯正、漂亮、活泼、通俗易懂。《离婚》中老李一家刚搬来，马老太太对他们叮嘱的那段话，就是平常生活中的拉家常，真是惟妙惟肖，极富生活情趣。此外，老舍还特地用到了北京的土语，来增加语言的地方色彩。如写祥子的身体有两个词“挺脱”、“硬棒”，写刘四是个“放屁崩坑儿的人”。在其作品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北京人，老舍是把北京话当做一种艺术品来展览。虽说老舍用的都是口语化的语言，但经过他的精心加工，使作品读来亲切、真实、生动，富有文学气息。在对北京话的运用上，“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2]其实取得这样的成就，与老舍本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老舍自己说：“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像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3]老舍作为“语言大师”，在现代白话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杰出的贡献。

二、写北京城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对于北京的地域特点、建筑特点了如指掌。“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4]在老舍众多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创作特色。说起老北京，人们头脑中映现出的就是四合院、大杂院、胡同，好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里，或是一个大户人家独占一个大院，老舍所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样的场景。其著名长篇《四世同堂》就是以大户人家――祁家为描写对象，作品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有很多，特别是对祁家房子的描述，更能突显北京的地域建筑特色。除了对物质文化的客观展示，还有对北京城里特有的职业活动的生动描写，老舍对这些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让“城外”的读者对这些新奇的职业有一个细致的了解，从而了解“京味”文化下北京市民特有的生活方式。《我这一辈子》中提到的裱糊匠这一职业，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不惜笔力用了三个自然段来详细的介绍做裱糊匠的好处――不愁没饭吃，工作――不只是伺候死人，还有神仙与活人也有他们的事。经他这么一介绍，人们对这一职业就明白了八九分。再者是对北京城里流传的民俗进行描写。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民风习俗丰富多样，其中关于四时节令和婚丧嫁娶、人际往来等方面的民俗描写，在老舍的作品中描写得尤为生动具体。《离婚》中张大嫂要认菱做干女儿，既然认了，就要按北京的习俗来走过场，木碗和银锁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描述就更为详细了，单独写一篇散文《北京的春节》来描画北京人在春节里制造的的热闹景象，还有过元宵节时踏月、看灯的场面，通过这些描写，我们看到北京城在欢度节日氛围的笼罩下，是那么的多姿多彩。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京味”。

三、写北京人

四、“京味”幽默

综上所述，老舍作为北京人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可谓是浑然一体。他用他那生动的笔触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地挖掘了对他影响颇深的“京味”文化，对于他熟知的文化有热爱，有批判，有反思，作者对这种文化的复杂态度，都倾注于创作的笔端，试图通过自己对北京文化的阐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文化，从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反思，最后留给读者的是无限的思考和探索，这也是一代文豪留给人们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三

摘 要：残雪及其创作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在湖湘的地域特色和巫楚文化在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下，残雪形成了独特的探索灵魂世界、想象世界和人自身的方式。

关键词：湖湘文化；
巫楚文化；
残雪小说

1 带有巫风色彩的童年记忆

残雪的小说创作与残雪的成长背景、湖湘文化精神的选择和继承都有着联系，特别是带有巫风色彩的童年记忆，这是作者接受巫楚文化的心理定势。可以说，是湖南这片土地成就了残雪。

很显然，残雪对于外婆的记忆是带着童真时期的魔幻色彩，而这一幕半夜赶鬼的童年往事被运用在了小说《苍老的浮云》里，老狂和他的母亲舞着铁棍驱邪驱鬼，这一场景描写无疑是来自于对外婆天井赶鬼的记忆。

这段自白道破了残雪近乎神秘般的创作思维，这和巫术仪式如出一辙，因此残雪的哥哥邓晓芒称残雪为“巫女”。

2 湖湘文化在残雪小说中的体现

2.1 湖湘地域的独特“霉味”

在气候方面，湖南属于典型的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每年的5月到6月中旬，会形成梅雨季节。此时的空气湿度大、气温高，水分不易蒸发，因此每家每户的衣物等物品容易发霉，所以人们又将梅雨称之为“霉雨”。

2.2 残雪小说中的楚文化气息

2.2.1 “人神合一”的神秘视角

楚人“人神合一”、万物有灵的巫性思维是一种典型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残雪独特的巫风缭绕的童年记忆及其生命的神秘体验使得楚巫文化对她的影响较之于其他湖南作家（如沈从文与韩少功们）某种意义上来说更直接、更深厚。

在残雪那里，神秘是作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来写的。残雪小说故事情节支离破碎，事件发生、发展纯属偶然，事件之间的毫无联系，人物形象模糊不清，人物关系似是而非，人物命运不可把握，从而导致小说内在含义难以把握。

2.2.2 “巫的诗意”

巫楚文化为残雪带来了神秘诗性的思维方式。残雪曾谈到：“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只习惯触景生情似的感慨。”面对一个拒绝想象的现实，将想像力空前自由地释放出来，就要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残雪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神秘的”写作。“写作时排除理性，让潜伏在最底层的无意识直接崭露”，“全没有事先理性的构思，单凭一股蛮劲奋力奔突，所以我的作品也许是非理性的”，“我一开始就凭直觉感到了彻底的非理性写作是最好的写作”。

在残雪的作品中，想象力、幻想力和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她的作品常常被人称作梦呓、梦魇。残雪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梦幻的世界。“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这是残雪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里的开首话。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的一句话是“没人知道这件事”，这就告诉我们“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不是现实，而只是“我”梦中的一个意象。残雪有意将荒诞梦幻化，使整个小说在梦一般的氛围中进行。残雪笔下的人物爱做梦，《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中的“我”一连讲述了五个“梦”。从处女作《黄泥街》到近作《松明老师》，残雪始终固执地营造着梦境。《黄泥街》讲述的并非一个“平反昭雪”的现实故事，而是“我”在寻梦过程中遭遇到的一场噩梦，读者跟随着“我”经历一场不同寻常的梦境——那幻化为梦或者被恶梦、怪梦淹没、吞噬的现实，人生的体验就在梦中。

3 结语

残雪创造了一个神秘魔幻、但又无比贴近任何人内心和人性的世界，她笔下寓言式的文字包含着属于湖湘的文化，虽然这文化并不像寻根文学那样清晰，但它们是零碎地散落到文本的每一个角落，只要细细咀嚼，就能发现文字背后本土性的文化气息。

参考文献：

[1]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3] 残雪.美麗南方之夏日[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5] 林丹娅，残雪.诗意的痛苦：叩问灵魂[j].江南，1999（01）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四

[摘要]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的记述很多，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一直有学者对黄帝及其活动持怀疑态度。本文试从我国境内距今1万年以来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遗址和遗物出发，与古代文献相互印证，对黄帝文化进行考古学分期，根据考古学文化遗存划分出黄帝文化早期、中期、晚期的大致分布区域，提出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人心之内核的观点。

[关键词] 黄帝文化;古代文献;文化遗存;分期

关于人文始祖黄帝及世系、事迹，上古文献《大戴礼记》《史记》等记载很多，后来文献的追述更多。在有人不断强化黄帝记忆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提出质疑。黄帝存在与否已经成为仅凭文献解决不了的重大课题。

对于黄帝世系，宋代欧阳修、清代阎若璩和崔述都表示过怀疑。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走向极端，认为3000年来古史研究可疑：黄帝是后人附加的，否定黄帝的存在。当时有一句时髦话叫：“拿证据来！”没有证据的事，都不可信。形成否定历史、否定黄帝的活动。这个疑古活动，一方面造成了很多混乱，否定历史、否定传说、否定五帝成为一种思潮;同时，也给我们启发，在古史研究中，要拿出切实的证据来。

一、拿出需要的切实证据

“古史辨学派”形成时，我国考古活动尚未开展，黄帝等五帝的事迹仅有文献学方面的证据，故有人持文献而怀疑文献，进而怀疑人文始祖黄帝的存在，别人却拿不出切实之证据与之抗辩。恰逢其时，几乎与“拿出证据来”社会需要提出的同时，我国考古活动切实开展起来，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事关重大，需要不惜笔墨大致概括出我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活动的诸多成就。

距今10000～9000年的考古遗迹。主要有河南省距今1万年左右的以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郑州至洛阳间的南庄头文化，江西省仙人洞下层遗址，广东省玲珑岩、西樵山遗址，广东与广西区域的甑皮岩下层遗址，北京、天津區域的镇江营早期文化等。

距今9000～7000年的重要考古遗迹。主要有北京、天津区域的镇江营文化（含北京上宅文化、天津清池文化等），辽宁阜新的查海文化，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区的后李文化，甘肃省陇山东的大地湾文化下层遗址，陕西宝鸡至河南陕县的北首岭下层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河北南部至洛阳、郑州的磁山文化，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苏鲁豫皖交界的青莲岗文化，南京、绍兴区的河姆渡文化，江汉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和石皂下层文化，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的城背溪文化，江西的仙人洞文化上层遗址，广东的前石峡文化等。

距今7000～5000年的重要考古遗迹。主要有辽宁中部的新乐下层文化，辽宁东部的后洼文化，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山东胶东的白石下层文化、北庄文化，山东泰沂西桑园、北辛、王因下层文化和大汶口早中期文化，苏北和杭嘉湖区的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辽西的赵宝沟文化，陇山东西的仰韶文化，陇山东的石岭下层文化，河套、河曲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辽西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陕西宝鸡至河南陕县的王湾一期和二期文化，苏鲁豫皖交界的尉迟寺文化，南京和镇江的北阴阳营下层文化和薛家港文化，江汉平原下王岗文化、青龙泉下层、关庙山、红花套和屈家岭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底层和一期文化，江西的筑卫城下层和山背下层遗址，广东的石峡文化等。

距今5000～4000年的考古学遗迹。主要有内蒙古河套的阿善文化，内蒙古河曲的朱开沟文化，辽西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陇山西的齐家文化，宝鸡至陕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的石峁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四川盆地的筑卫城中层文化等。

对上述“古史辨学派”想也想不到的诸多考古学证据，可以进行如下归纳。大致分为四个大区：一是冀西北、京津、燕辽区，主要文化有镇江营文化、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小珠山文化、新乐文化及其后继文化：上宅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等;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其后继文化岳石文化等;三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南庄头、李家沟文化，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宝鸡至陕县的老官台文化，北首岭文化，陇山东的大地湾及其后继文化：仰韶文化各类型文化;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诸文化，有苏鲁豫皖交界的青莲岗文化、尉迟寺文化，南京、绍兴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及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港文化;五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诸文化，有彭头山文化和石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三星堆文化、下王岗文化、青龙泉下层遗址、关庙山、红花套和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六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仙人洞文化，玲珑岩、西樵山、石峡文化，筑卫城、山背文化，广东与广西区域的甑皮岩文化等。考古文化成了系列，而且层出不穷，新发现不断出现。这为上古文献记载的上古史提供了充分的切实的证据。喧嚣一时的“古史辨学派”由此而会成为历史陈迹。

二、证据使用发生分歧

李伯谦则将黄帝文化与诸考古学文化相互印证和对应，从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到湖北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都进行对应。他特别提出苏秉琦先生将牛河梁红山文化称为“古国阶段”，同时期的还有凌家滩“古国”、以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古国”。⑨这些“古国”都是黄帝时代开始的证据。

记载黄帝文化的文献是确实的，有关考古学等系列证据是确实的，而今出现了中国人文始祖黄帝与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的难题，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见解。这样就难免让人困惑。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难题？需要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应当肯定各家相互印证和对应的不同见解所涉及的考古学文化都含有黄帝文化因素。或者说，各考古学文化含有的共同性都与黄帝文化有关。这样使得黄帝文化既可以与甲文化对应，也可以与乙文化、丙文化对应。

三、各考古学文化都含有黄帝文化因素

怎么解释黄帝文化可以与多种考古学文化对应这个现象？中国先哲有过一个精简的表述。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尽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牗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鳢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这是古圣先贤的代表性认识，也是他们的智慧结晶。他们认为后世文明都是以上面的诸阶段的文明成就为基础开始的。

《礼记·礼运》对中华文明起步阶段划分出四个过程，列举出八个文明成就，树立了五個文明标志。四个过程是从未有房屋到有了房屋、从未有用火到能够“修火”、从未有麻丝到做成布帛、从不事鬼神上帝到“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八个文明成就，一是“修火”，其他成就的基础;二是“范金”，金为矿物的总称，不特指金属，“范金”指用模具加工自然物;三是“合土”，能够制作陶器等器皿;四是建筑房屋;五是制作甜酒浆液;六是加工麻丝做布帛;七是“养生送死”;八是“事鬼神上帝”。五个文明标志是“修火”、房屋、鳢酪（甜酒浆液）、布帛、养生送死和事鬼神上帝。第一个标志是基础性的，不仅指发明用火，而且特别强调扩张了用火的功能，修火之利。第二、第三、第四个标志分别指住、食、衣。第五个标志与前四个不同，强调了精神、意识形态，指人类放飞理想的一个新飞跃。“皆从其朔”是说形成了发展的基础，形成了向更高文明阶段迈进的一个新起点。

上述古圣先贤的认知，虽然与今天的诸考古学家的认知不甚相符，但却与诸考古学家们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完全相符。古圣先贤的认知，符合各考古学文化系列文明演进的实际情况，可以称为共同的范式。这个范式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我国境内各种考古学文化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境内各系列的考古学文化都经历了《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同样的文明演进过程。

虽然不能说《礼记·礼运》篇上述关于文明演进的范式是从对中国诸考古学文化的概括中来，但是至少可以说是从对中国上古文献及传说的总结而来。

《礼记·礼运》篇所提示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同一性，已经被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证明的同一性，正是黄帝文化在各个阶段各个区域的内在的同一性。

四、对黄帝文化进行分期更能揭示历史真相

形成黄帝文化在各个阶段各个区域的内在的同一性已经被中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和遗迹所证明这样一个判断，为我们对黄帝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再研究提供了逻辑的前提。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考古学成果可以作出一个新判断：过去我们把黄帝文化的时间框架看短了、把黄帝文化的空间框架看小了。应该把黄帝文化的时空框架实事求是地放大到相关诸考古学遗迹范围内。从时间上看，前黄帝文化时期，加上黄帝部族“主盟”的若干代，在距今5500～4500年之间，持续千年之久;从空间上看，“主盟”的黄帝部族“常处”于广大的区域。《史记》载：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邑于涿鹿之阿”。这个空间框架正在中国诸考古遗迹的范围之内。从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证据看，黄帝的这个活动范围是确实可信的。

上文引述的李伯谦关于黄帝文化的观点，其可取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境内一定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遗迹证明了“黄帝时代的开始”，而不是证明了黄帝与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

为了深入展开分析，对黄帝文化时期进行细分十分必要。要结合黄帝文化分期对黄帝事迹进行梳理，从而大轮廓地把黄帝文化与我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和遗迹进行对应，以求取得关于黄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共识。

为了叙述的统一和方便，下文所用的“黄帝文化”与“黄帝”具有同等意义。黄帝文化分三个时期：前黄帝文化时期、黄帝文化时期、后黄帝文化时期。

前黄帝文化时期，从重大事迹看，主要是炎帝主持天下的时期。当时黄帝部族、蚩尤部族等与炎帝部族共存，但由炎帝“主盟”。当有仰韶文化与其对应，其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原始农业、建设了大房子、完善了多种类型陶器、制作了象征礼仪和军权的玉钺等。仰韶文化趋于保守时期，炎帝势衰，此时黄帝崭露头角，黄帝时期开始。

黄帝时期的初期正是红山文化、上宅文化（镇江营文化）扩张的时期。黄帝部族强大了，扩张到冀西北及冀中、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黄帝“主盟”，黄帝部族留炎帝部族在原地，守地安业，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说，黄帝时期，炎帝部族仍然与黄帝部族并存，但地位变化了：谁主盟、谁会盟的关系。此黄帝“主盟”时代最可信的是《史记·黄帝本纪》的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北京平谷黄帝庙、黄帝陵、涿鹿黄帝城等，当是黄帝文化留给后人的最早的遗迹。这样的认知并不是对“红山文化黄帝说”简单的继承，而是根据上述广阔区域的考古遗迹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新判断。

黄帝时期的中期，黄帝“主盟”的空间框架从辽西、冀东、京津、冀中、到冀西北（雁北）扩展到汾河流域、渭河流域和伊洛河流域。此时黄帝部族已经“管理”了仰韶文化区域，这样就可以把仰韶文化最高成就视为黄帝文化的遗留，河南灵宝等地关于黄帝的遗迹和传说都是此时期黄帝文化存在其地的证据。这样的认知也不是对“仰韶文化黄帝说”简单的继承，而是根据上述广阔区域的考古遗迹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新判断，这一判断虽然承认仰韶文化为黄帝文化，但是强调是在黄帝打败炎帝之后而形成的和仰韶文化与北方诸文化的新文化。

黄帝时期的后期，蚩尤部族向黄帝部族挑战。黄帝部族联合原炎帝部族等打败了蚩尤部族。黄帝杀蚩尤于中冀而留其部族，仍任其强势的文化发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的代表文化龙山文化（其前身主要是大汶口、良渚文化系列），该文化吸取我国东南诸文化的精华而合成。需要指出的极其重要的一点：“龙山时代”前期是黄帝“主盟”时代，而不是由蚩尤“主盟”时代。

后黄帝文化时期在文献上是颛顼、帝喾、尧、舜等“主盟”时期及之后延续至今的4500多年的漫长岁月。后黄帝文化时期是追溯、祭祀、延续黄帝文化的时期，在今陕西黄陵县建黄帝冢，追思今河南新郑为黄帝故里。还有其他黄帝遗迹，这些遗迹也是可信的。

若干代的黄帝部族留下了多处黄帝的遗迹。过去把黄帝的时空框架看短看小，解释不了黄帝部族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处黄帝遗迹。既然黄帝遗迹不是一代人留下的，因此不能对中国境内的黄帝遗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项性排除。

我国上古文献把人文始祖黄帝树立起来，同时梳理黄帝世系。《国语·鲁语》说：“有虞氏 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 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 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 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祖、郊、宗，各有序列，但根脉在黄帝。先秦以降，黄帝被视为中华道统的主要开创者，至汉、唐、明、清均隆重祭祀黄帝。

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也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不仅仅是诸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而且证明当时社会虽然动乱但民心所向、心理趋同——黄帝已经成为凝聚人心之内核。不承认黄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这种强大的心理认同已经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之中。

“辛亥革命”把黄帝文化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高举黄帝文化的旗帜，用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热情。“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但沒有对黄帝不敬。

今天，黄帝仍然被尊奉为中华人文始祖，而且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注 释]

①郭大顺：《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雷广臻：《红山文化玉器蕴藏着黄帝及龙凤文化信息》，《理论界》，2012年第7期，第216页。

③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⑤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⑥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8页。

⑦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65页。

⑧严文明：《求索文明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