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这个人怎么评价比较好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刘询做出的另一项变革是高级地方官员的任期问题。刘询认为像郡太守、封国丞相这样的高级地方官是维系一方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频繁地进行更换容易引发当地政局民生的动荡。于是，他建立了地方官“久任”的制度，即，无限期地延长地方官的任期。

小伙伴们乍一看可能会不理解，毕竟这与我们现在的惯常做法完全相悖。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包括现在，一般都会对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呆太久而坐大结党、威胁中央。不过，这也是把双刃剑，限制任期的弊端同样很明显——会导致地方官僚和地方百姓在价值追求上的“短视化”。对于官员来说，因为知道自己在任期届满后会被派往别的地方，出于自己仕途前景的考虑，都会尝试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内最大化自己的政绩，却罔顾地方的长期利益，常常导致任期内“欣欣向荣”、任期后“百废待兴”的景象;对于下级官僚和百姓，同样因为有“老大到点了就走人”的预期，会不自觉地产生政治投机的冲动，抱有侥幸心理，也往往会对上多有欺瞒。这种局面并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

这便是刘询设立“久任”制度的出发点——地方官员久任，让他们从地方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来施政治理，政策持续性就会有保障，不会出现频繁更换施政理念的情况，更有益于地方的长远发展，让当地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

当然，在推出这一政策之前，刘询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一方案的弊端的。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也在地方高级官员的选任和考核两方面下足了功夫。

先说选任。对于所有地方高级官员的任命，刘询坚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自己的亲自召见，通过面谈考察此人为政的水平以及未来的抱负。此外，在其赴任后，朝廷会持续关注此人的行为，看看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一旦发现，必须要仔细查明背后的原因，如果问题严重，就会果断调任或撤官。这颇有点像我们现在企业用人“试用期”的规定，用人单位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不会因为老板在面试时看走眼就导致无法回头的结果。

再是考核。久任制的一个问题在于地方两千石大概率情况下会在太守、郡国丞相这种位置上干一辈子，很难再升迁到中央。所以，对于他们的考核和奖罚机制就要在官职升迁之外另辟蹊径。刘询采用的奖励办法多种多样，包括用诏书方式加以褒奖的精神鼓励、提升工资级别、赏赐金银、册封关内侯的爵位等等。

久任制的效果非常好，《通鉴》上说因为这个制度，“汉世良史，于是为盛”——在汉宣一朝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官僚。所谓良史者，循吏也。汉宣名臣们的故事，等我们下次讲“麒麟阁功臣录”的时候慢慢介绍。

在经济上，刘询延续了汉昭帝时期休养生息的主旨思路——不折腾，恢复大汉因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的国力颓丧的局面。他一方面竭力控制政府开支，一方面想尽办法给天下百姓减轻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减税。《通鉴》记载，刘询在地节四年(bc66)“诏减天下盐贾”降低盐税，又在甘露二年(bc52)“减民算三十”降低人头税。此外，在农产品连年丰收、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刘询在五凤四年(bc54)又下诏设立“常平仓”，由政府出面对农产品进行保护性限价收购，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政策效果显著，到刘询执政的中晚期，大汉又再次出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情景。

在司法上，刘询也对汉武晚期以来“禁匿浸密、律令烦苛”的情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早提出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廷尉史路温舒。在地节三年(bc67)的上书中，路温舒引用了《尚书》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偶尔失之宽纵”)的句子，向刘询解释放宽刑律的必要性，并据此提出“省法制、宽刑罚”的政策建议，最终说动了刘询。同年十二月，刘询下诏设立“廷尉平”的职位，并在每年秋后请谳的时候，由自己斋戒后亲自裁决案件，用实际行动推动司法公平进程。尔后，刘询又采纳了涿郡太守郑昌的建议，对律令重新进行了删定和梳理，压缩了文笔吏舞文弄法的空间，减少了冤案、错案的发生，终于一扫汉武末年以来严刑峻法的氛围。

还有一件事在此值得一提。神爵三年(bc59)，刘询下诏给基层公务员普遍加薪50%。他的理由是“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简而言之，提高公务员工资是为了高薪养廉，让官僚不用担心生计问题，从而减少官僚鱼肉百姓的情况。

工作是忙碌的，结果是振奋的。在刘询的努力下，大汉重新走上了正轨，并再度强大起来，史称“汉宣中兴”。

在“巫蛊之祸”政治悲剧发生之后，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又正式颁布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汉武帝挽回危局的措施时，曾经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进步，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个人的性格特征。《汉武帝大传》专列一章“晚年的转变”分析了相关历史事实，对于汉武帝对政策的扭转，称之为“是武帝一朝也是西汉一代的历史的转折”(408页)。指出正是因为实现了这样的“转折”，“残破的经济又得以恢复”，“从而出现‘昭宣中兴’的局面。”(435页)对于晚年汉武帝由“狂悖”转而清醒开明对历史进程的意义，《汉武帝大传》的分析是比较到位的。

《汉武帝大传》对于汉武帝时代许多历史事实的考论，都是精当的。如说均输法实行首先使得“政府控制了运输”)及辩司马迁“谤书”事等，都值得学界重视。不过，论述中也有个别并不十分准确的地方。如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董仲舒的话。其实，这里不讨论西汉实际政策是否令儒学“独尊”，仅就字面而言，从现有资料看，“独尊儒术”既不是董仲舒的话，也不是汉武帝的话，其说出现较晚。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已通行于许多论著中。《汉武帝大传》取“约定俗成”之说，也只是白璧微瑕。

汉武帝登基时仅仅十六岁，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婕妤益贵幸，号昭仪……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眘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扺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

看了上面的内容，也就难怪清嘉道间人周中孚曾感叹说，《赵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我想绝大多数《通鉴》的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

王祎对司马光采录《赵飞燕外传》这一谬误的批评，在明代后期，有胡应麟亦秉持同样看法，感叹其事“诚怪”;在清代，不仅如上所述，得到了周中孚的认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亦完全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其“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后来袁枚也曾举例指出：“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无之，而《通鉴》乃采唐人小说《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天宝遗事》载张嘉贞选郭元振为婿，年代大讹，何足为信史耶?”因而，这种情况理应引起后世学者重视，审慎对待其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对其可信性有所警觉。

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如崔万秋《通鉴研究》、柴德赓之《资治通鉴介绍》等，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还往往片面强调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崔万秋《通鉴研究》称“《通鉴》仅采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参考同异，别为《考异》，以辨正谬误”，“光自身对于修《通鉴》事，既‘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且‘抉择隐幽，校计毫厘’，决不肯稍有假借”。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也认为“《通鉴》这部书之所以写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选择上很有分寸”;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其“选材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他通论性史料学著述，如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也称赞《资治通鉴》的取材“在广博的基础上又极为精审，每一史实都是以严谨的态度，自多种史料中选定其最可靠者而从之”。此等论著的流行，更容易蒙蔽读者只见其积极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鉴》书中还有与其绝然背戾的另一种面目。田余庆以为“古今史界公认”《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谬说所累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

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宋祁、欧阳修等人有明显差异……不过，在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有着与欧阳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这也是当时的史学风尚。在“史略”性著述当中，像《册府元龟》这样的著述，尽管是杂陈类聚相关史事，但其择取材料的对象却很严整，即主要依据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与这种特色相反，《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时代比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说，由于存世数量众多，更被大量采用。就这一点而言，《通鉴》的编纂依然体现出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的倾向。有人主张历史并非案牍和文书的排比，应当以某种象征性的观念作为主干，《通鉴》和《新唐书》就颇能体现这样的倾向。毋庸讳言，《通鉴》在这一点上往往会导致失误。例如，《通鉴》在记述汉成帝诏命赵飞燕姊妹入宫而对其加以宠爱的时候，写道宫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说出自《飞燕外传》，是六朝时代的小说……采录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不管怎么说，在实录和案牍之类的表面材料之外，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

清人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同时人钱大昕赞誉赵翼此语，称“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来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不知所说“颜师古以来”是否暗含有司马光修《通鉴》时大量援据“稗乘脞说”的做法。读到司马光上述论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纯客观的学术眼光来看，《通鉴》援用杂史小说之诸多失当，并非吴缜所说未加精择的问题，而恰恰是司马氏自以为“高明”地加以“鉴择”的结果，即为体现其政治期望而刻意为之，实可谓“别出心裁”。过去高敏曾经撰文指出，司马光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就是刻意择取唐代初年人杜宝所撰稗史《大业杂记》当中一些颇为片面的说法，而对《隋书·炀帝纪》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正确记载视而不见，从而达到全面贬抑隋炀帝的目的。

司马光本人对《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故事“语多妄诞”并非缺乏了解，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将其写入《通鉴》呢?这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编录旧史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来惊醒当政者，以期有资于世道人心。所谓“女祸”是宫廷政治中最容易发生、而帝王需要时刻警惕的严重危险，“祸水灭火”之说，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触目惊心，亦生动异常，从而才被司马光用它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强行采入书中。至于汉武帝之是否“罪己悔过”，亦关系到根本国策的正误是非，特别是与宋朝的政治现实具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需要费心处理的重要问题。

昔胡三省注《通鉴》，已经指出司马光针对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争问题而生发的有关“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议论，乃是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现实，“为熙(熙宁)、丰(元丰)发也”。实际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体现其现实政见的形式，并不仅限于直抒己见的史论，而如同其贯穿全书的基本手法一样，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于史事的记述之中，亦即所谓陈古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