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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一

所谓爱情，我想就是上天注定，彼此认真的“结果”。

至尊宝在生命终结时候终于明白，原来爱人留在自己心里的记号可以是一滴眼泪，托付给自己的也仅仅是朝朝暮暮的思念，纵然身边一切都是虚幻，但心却是不会骗自己的。

爱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猜中了开始。

紫霞仙子的爱情在外人看来是痴人说梦，因为她始终幻想会有盖世英雄驾着七色云彩将她拥入怀中裹上嫁纱从此便是幸福便是天晴。但造化弄人，这一点也不假，尽管老天让她猜中了前面，但却没有告诉她此时的盖世英雄至尊宝已经改名叫做了“悟空”。

爱的时候最痛。

即便是梦想破灭，即便是一切即将成空，但爱给人勇气，哪怕是飞蛾扑火也是给人的最热烈的回应。我想这便是悟空最后哪怕是痛彻心扉明知不会再有可能也不愿放手的原因吧！

“梦中呼喊谁的名字很多，如果不是爱人那就是欠了你很多钱。”这是菩提老祖的研究结果，可以是个笑话，但我想这也一定可以成为鉴定爱情的有力佐证。

只为一人，打开的不只是那把紫青宝剑。

我想对的人做对的事，一种坚持哪怕没有结果，也算对得起自己了。

五百年，至尊宝在这些时间里奋不顾身希望找回爱情；一万年，紫霞仙子在痴痴的等待中不怕流言蜚语，不惧危险来势汹汹。

电影就是电影，每每入戏深处总会泪眼朦胧，每每放到生活都会略显花哨，略显空洞。但如果要我说什么是爱情，那么我想就一定是上天注定，彼此认真的“结果”。

如果关于这所谓爱情你不认同，那相信心就好了。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二

散文是指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形式。下面小编带来的是梁实秋的散文特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特点：无奈的幽默、闲适的幽默

梁实秋非常注意散文的语言艺术，尤其注重发扬本民族的语言传统；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汉文学的古朴凝练、铿锵顿挫，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经过他的熔炼，成为一种新的生命；《雅舍小品》中很明显的流露出他的清新自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

梁实秋的散文，有着十分精彩的幽默，其幽默是一种深沉的表述，是一种显而不露的含蓄的方式；或许，读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你未必会哈哈大笑，但你却必然会心而笑，这是一种幽默的、大师级的人具备的一种超然世外的精神。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他创作散文时，常常游心物外，所以常常对自身所受的任何伤害多几乎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甚至外界的矛盾冲突，都可以成为自我陶醉的'机会。梁实秋先生对于一些不符合他的道德观的很多行为难免会进行批判，但却不会是狠狠的、不留情面的批判，在批判时，不是用尖酸刻薄的词语，更不是破口就骂，而是采用适度的幽默──一种不温不火的讽刺。他认为“讽刺文学的出发点是爱，不是恨，人性本有缺点，人生本有不如意事，文学家探索人生，热爱人生，看到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则想加以指责矫正，讽刺便是一种恨好的手段。”这样的幽默的讽刺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系列散文更是有了很充分的表现，此类梁实秋散文式的幽默很多，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带苦涩的笑，不得已的无可耐何的笑。这种笑的含义比较凝重，表达又较为婉转。这样的幽默多见于其作品如《鸟》、《猪》、《狗》、《骆驼》一类以动物为标题的小品文，例如在《骆驼》这篇文章中。表面上看来似在着重张扬骆驼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际上却饱含着对人间待遇不公的怨愤，如文中所写到，骆驼这样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别人多少的惋惜，尤其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家都喜欢养善解人意的哈叭狗，象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个世界推下去吧”。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为哈叭狗的得宠和骆驼的遭人冷遇而大鸣不平，不过是借题发挥，以发泄胸中的不满而已。梁实秋的这种影射式的技巧、练达而不轻浮的笑，是很合乎其清高的个性合和教养有素的绅士风度。

其次是梁实秋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闲适愉悦的幽默，是一种带着甜味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谈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一种不俗套的轻松的笑。这样的例子在梁实秋的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下棋》一文中，写出一对活脱脱的棋迷,令人捧腹不已：“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是你输了’。”作者把棋迷放入生死关头,环境对于棋迷来说是极为严峻的,但棋迷的言行却改变了情境的色调,在这里论输赢胜过了求生存,荒谬超越了常理。棋迷的行为已经使人惊诧,棋迷的对话更令人叫绝,棋迷迷之深在强烈的人物与情境的反差中达到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幽默也在这里被推向了极致；从根本上讲,梁实秋既不同意太超脱的“杀死他一大块”,他不动肝火,“草草了事”,让人“觉得索然寡味”的人生态度;又不同意不够超脱的人,“每一着都要加慢考虑”的给人一种沉闷呆滞感觉的人生态度。梁实秋所向往的是把令人烦恼和痛苦的输赢置之度外,以内心的丰赡愉悦为人生情趣的中和之度。这种豁达、超然、和谐的审美理想折射在艺术幽默上则表现为适度、静观、平和。

《雅舍小品》中梁实秋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的幽默，作者在此类幽默中，闲庭信步，在独抒胸臆中来段幽默，天马行空中显露其修养。如雅舍中的一系列散文中，作者把一些生活琐事写得有生有色，趣味无穷，把一所破房写成了人人想参观的雅舍，在幽默中显露其深厚的语言的叙述能力。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三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他的散文创作特点有三：

1、文体多样，议论、叙事和抒情兼备；

2、采古文与骈文之长，融成新的风格；

3、富于变化，开阖自如，具有和谐的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或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著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解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

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四

汪曾祺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五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六

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里的标志性的里程碑，他的白话文小说有如一颗巨石，沉沉地砸向当时国人麻木的心灵。鲁迅的散文亦是如此。他的散文不但在为白话文的传播上做出了贡献，更在于皆由此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好的故事”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在黑暗的长空里划出一道黎明。因此，鲁迅的散文亦是不下于其小说的于中国文学的重要存在。下面就来浅述几个在鲁迅散文中比较明显的特点。

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重要开创者，此类散文集结于《野草》中。《野草》是鲁迅先生写于20年代的散文集，初看，我们可能会感觉其语言艰涩，含意颇深，再细看，我们就会品出鲁迅先生那满腔的热情与真诚。《野草》是一部象征主义的艺术精品，其中最具艺术特色的是运用象征方法而创造的各种形象。比如借用“小红花”象征美好的愿望，借用新月象征新希望等等，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旧思想的复苏，对新思想的退潮感到的彷徨与苦闷，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象征手法的运用使《野草》恰当地表现了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

鲁迅的回忆散文收于《朝花夕拾》集中，是鲁迅先生对往事回忆的真实记录。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大量的运用了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这使这部作品在语境上达到了亲切而又贴近生活的真实感，但同时又能将深邃的思想蕴藉于平淡质朴的写人记事的笔墨间。“不必说碧绿的莱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呜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岭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役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这段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景物描写即为“平铺直叙”此类文风的典型例子，从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不仅能够让我们于娓娓到来的平静中体会到鲁迅先生温情的那一面，更能使两者之间产生真实感的共鸣。

对鲁迅略知一二的人大都应该知道他与各大学究在二三十年代的那一系列笔战，他由此而发扬出来的“刀笔”文风则更是著名。善于玩弄文字技巧，尽讥讽之能事是“刀笔”的风格，因而要求词法，句法，章法上，都必须逻辑严密，构架精整才不会遭到同样诟病。我们可以分析鲁迅的文章，他的措词、造句、谋篇、伏笔、呼应几乎无懈可击，这样缜密的行文风格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影响，使后者常常带着明显的逻辑色彩，使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有批判力度。此外，鲁迅独特的话语方式还得益于他广博的杂学，早年对古文的研究以及此后西方文学对其的影响。对古文的学习使拥有良好的文字功底，而欧化的影响则让他的文章中时常夹杂着许多非常规语法，或省略成份，或定语前置，或状语后置等，这大大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失掉的好地狱》)“ 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自言自语·序》)

但凡读过鲁迅作品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鲁迅在作品中用了很多虚词。他的散文句法跌宕起伏，思维四突全倚伏着虚字。甚至在许多语法书中，在选取复句的类型时亦多用鲁迅的那些充斥着虚词的繁复的句子。“倘使要看个分明，那么，《玉历钞传》上就画着他的像，不过《玉历钞传》也有繁简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无常》)“ 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指面子)，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抓住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动。”( 《说“面子”》)“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小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二十四孝图》)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的散文常虽用到“无论、但、因为、虽然、所以、甚至、甚至于、甚而至于、不过，然而……”，但他用的这些词语，却少有成对的、规范的出现的。这或许也是鲁迅在虚词运用中的独特之处吧。

总而言之，鲁迅的散文在写作手法上有多用象征及喜平铺直叙两大特点，而在语言方面则受欧化影响，文章多呈理性化逻辑化语言方式。而其个人在遣词造句上又有使用虚词这一偏好。我所感触到的鲁迅散文的特点大致归此四类。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七

记叙性散文的特点篇八

导语：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传记散文突破了史传成法，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李赤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