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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一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二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自夏朝建立伊始，便有了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 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建立，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为了自身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前朝的官僚体系。来适应本国的国情，以延续皇家的统治。官僚体系的完善其本质也是社会制度的发展与自我完善。

一、奴隶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070年，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自此，中国的历史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在夏朝建立之后不久，建立起了在国君之下的官僚体系。在拥有较高权力的国君之下，册封地位较高的官员为“六卿”，又称作“六世之人”。分别辅佐国君分管民事，军队等具体事务。在六卿之下，还有其僚属和下属官吏。由他们又组成了相对应其职责的统治部门。这一基本的中央官僚体系的框架已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夏朝建立的官僚体系之上，商朝又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建立了相对复杂和完整的体系。在商王之下的百官之首是“尹”，尹是商王最为重要的辅臣，尹之下的高级政务官称之为“多尹” 或“百僚” 在多尹之下是分管各种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武官有亚和服。与中央相对应的是在地方上分封王室贵族在外地的候伯之国。

周朝的中央官制与商朝大体相似，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变动。.周与商最大的变动在于地方上。周初，武王与成王相继分封诸国已拱卫王幾，以拱固周朝的政权。分封国对王室有着固定的义务，定期朝贡，岀兵助王讨伐敌国。至此，周初建立起了中央官制与地方政权有机结合的官僚体系。不仅加强了自身的统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并且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周初的分封对王朝的统治和地方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的融合。周朝的官僚体系在继承了夏商原有的基础上并对其有较大的发展，使周朝的官僚体系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顶峰。. 二、封建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巩固秦朝的统治，开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秦朝的官僚体系时以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官僚体系为基础，同时采用的关东其它诸侯国的官僚体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充满了秦国文化和关东文化。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
太尉是军队的最高长官，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务；
御史大夫又称之为副丞相，监督百官，牵制丞相，防止丞相权势过大。不过，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依赖和矛盾也就此形成。此三者被称之为“三公”。三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分权，最终的权力还是回归到皇帝手中低于三公的就是“九卿”，其实，九卿只是一个泛指，实际上九卿的 人数不仅仅只有9个人。这些卿掌管并处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三公和九卿合起来就是三公九卿制匸在地方机行政机制上，秦废除 了古代在地方上的分封制，采用了在战国时期就广泛实行的郡县 制，全国共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掌管全郡事务；
郡守之下设郡尉，分管郡内军务；
同时，设立监，御 史，掌管郡内监察。郡内有县，县内有乡，乡内有里；
同时还有亭，邮的存在。层层相扣，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三公九卿制的形成，在中国官制史上开创了新的一片天地，有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对后世的王朝有着深远影响。郡县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减少了地方割据的不稳定因素。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君权的统治网，使国家高度集中。这一制度基本为后世所沿袭。

秦之后的西汉，沿袭了秦朝的官僚体系。地方上，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又分封宗室为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在西汉初年，郡国制并行有效的维护了西汉的统治，到了中期，造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并引发战争。直至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才慢慢结束郡国并行的局面。到了东汉，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在中央削减三公的权力，成立了新的机构尚书台。加大了尚书的权利。尚书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机构，掌握朝廷里重要的行政权，地位渐渐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尚书成了朝中的显职。三公九卿却被架空，只剩下了高位。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为对百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削弱御史大夫的职权，汉光武帝在秦，西汉的监察制度上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州刺史三职构成。御史大夫改为司空，没有了监察职责。原是御史大夫属员的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主官。御史中丞监督朝中百官，司隶校尉监督贵勋外戚并兼领一州，州刺史监督地方郡守。在地方上，州刺史有了固定的治所，可以直接将地方事务上奏皇帝，而不通过三公。这加强了皇权对地方行政的统治力。并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东汉通过加强尚书台权利；
强化各级监察机构；
提高州刺史的权利等措施 从而完成了东汉的重建，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三

摘要：汉字与图形的基因渊源使得汉字图形化在历史很早期就已出现，认知古代的汉字图形化是为了知古鉴金，在全球化经济冲击之后的文化冲击中让汉字这一古老的元素以更饱满的面貌参与到文化竞争中，使灿烂的民族文化重新成为时尚的先锋。

关键词：汉字；汉字图形化；设计

一、 汉字的起源与变迁概略

“汉字”一词最早出自元朝《金史》，是历史上少数民族为区别不同文字而加以界定的概念，意为“汉人使用的文字”，元之前只称为“字”。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符被较为广泛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陶符不能被准确的解读，故而不能称为文字，但陶符的“象形”“会意”特征，显现了汉字的雏形。

从最初的彩陶、甲骨的刻画、青铜的金属铸造、竹木简牍的书写，进而到纸张的发明、雕版印刷的发明、现代激光排版印刷的应用，直至今天信息时代数字化的表现，汉字很好的适应了每次技术革新的需要，并将其深刻的文化性，独特的审美带入到应用之中。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出现在商朝，现代称为“甲骨文”，又有别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中国汉字发展的第一次巅峰是以金文的出现为标志的，周以前把铜也叫做“金”，青铜礼器称“吉金”，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就被称为“吉金文字”，简称“金文”，又有别称“钟鼎文”。金文之后有篆书，篆书是大篆和小篆的统称，广义上的大篆是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的统称，狭义上的大篆根据书写媒介的不同分为金文和籀文，是西周时期的通用字体。小篆也称“秦篆”，秦一统六国，丞相李斯整理创出，是大篆与隶书、楷书之间的过渡。隶书也称“隶字”、“古字”，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东汉时达到顶峰，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书法的大变革，隶书变圆为方，出现“断笔”，更有鲜明的笔画感，更便于书写。草书就是规范汉字中发展出的更易于书写的手写体形式，起于民间，而后在漫长的发展和约定成俗中写法渐渐统一，最终成“章草”，而后又有“今草”、“狂草”和“行草”阶段。楷书始于汉末，盛于唐朝，至今不衰，楷书又称“正楷”、“真书”、“正书”，《辞海》中解释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称楷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是行書，行书用笔灵活，在东汉末年一产生便受推崇，历经魏晋、隋唐在宋达到顶峰，时至今日，行书仍是我们日常中所习惯使用的书写字体。宋代出现活字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工艺而相适应的出现“宋体”，宋体源于唐宋，盛于明清，所以后来也称“明体”，宋体字直接传承了楷书的基因，将楷书转变成印刷字体。仿宋体是由宋体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公文、批注等多是用仿宋体。

二、 古代汉字图形化的运用和体现

汉字变迁发展过程就是汉字的设计过程，图形与汉字的渊源关系促使人们将图形与汉字结合，创造出倾向于图案的装饰性文字。出土的商虎食人卣和妇好盘上有着装饰性铭文，这表明青铜时期就已出现汉字图形化，这或许也是日后众多变体字的设计文脉所在。

（1）字体标志。汉字的造字原理本来就是表意表形的，所以成为标志符号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印章是中国最早具有标志性质的具体事物之一，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保定发现的“元帅府监军印”篆刻印鉴用的篆字别体就是很具有装饰性的“九叠篆”。以晋商为代表的近代汉字商标设计，以及“票号”的识别系统中，汉字设计处于核心地位。

（2）军事应用。《孙子兵法》中就有“令以采章”的语句，纹章是军事政治的代表。春秋战国时的“鸟虫书”亦称“虫书”便是用于旗帜和符信的一种装饰性很强的字体，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鸟虫书在字体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在笔画增添虫、鱼、鸟等动物形象，汉代以后，鸟虫书主要出现在印章中，明代拓展出龙文、龟文。

（3）画押与签名。古时有些著名人物会为自己设计特殊的画押与签名，如朱耷设计的“八大山人”签名，既像是“哭之”也像是“笑之”二字。宋徽宗或许不是合格的皇帝，但却是汉字图形化设计的先驱，他为自己设计的签名，将天下一人四字合一的创意。

（4）钱币。与西方以图案为主对钱币设计不同，汉字始终是我国古时钱币的设计主元素。如楚国的蚁鼻钱与金币郢爰，秦楚燕等国的刀币、铲币，这些货币外形以象形手法，钱币的主画面大多以篆书的装饰处理。直到袁世凯政府时期开始向西方学习，不再以汉字为钱币的设计主元素。

（5）中国古代音律系统中的汉字设计。中国古代音乐在整个系统设计上有着自己的格律，并设计了乐谱标注符号，一种特殊的琴谱文字，一种十分特殊的汉字缩写方式。

（6）吉祥文化中的合体字和汉字绘画。吉祥文化与大众生活紧紧相关，吉祥图案中汉字是最重要的元素。合体字由来已久，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盘就有着合体字铭文，至现代的吉祥图案中更是会经常见到，无论是“招财进宝”、“双喜临门”还是“黄金万两”、“吉祥如意”，无论是图案贴纸还是剪纸，尤其是在春季期间，处处能见到汉字给我们的吉祥祝愿。

汉字绘画是以汉字作为图案变形的主题，直接添加装饰，笔画变形，形成介于文字与图形之间的图案，例如“百寿”、“百福”、“百喜”，造成如此多汉字绘画图案的原因一是汉字有很多的写法，秦一统之后汉字才固定字形，但许多装饰性文字一直在民间流传，另一个原因是汉字有很多的字体，这就为汉字多样性表现提供了素材。

（7）道教的符咒文字。中国道教的符咒是宗教信仰和法术施展的符号载体，因为与不可言明的神明有关，符咒通常会被设计的能看不能读，在字体的基础上添加了图案让整个符咒整体更加具有神秘感。

参考文献：

[1]陈楠.汉字的诱惑[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

[3]苗红磊.图形创意[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杜宝星，男，汉族，1991--，山东济宁邹城市，曲阜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四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乐器有着不同的特点，伴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地下考古的发现越来越丰富，地上文物遗存越来越受关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运用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从乐器本身出发，力图真实地还原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全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可资可鉴的蓝本，也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书评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是一套基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等物质实体而写，是一套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长篇巨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的一个分卷，由中国音乐研究所秦序先生等人編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在史学叙述的基础上融入了科学思想，将乐器作为物质形式之一展开论述。主要研究各个时代的乐器与器乐文化，全书约40万字。按中国历史的纵向时间顺序，讲述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器乐与乐器文化，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乐器画卷。

一、直观的感知——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

清人徐康在其所著《前尘梦影录》中说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便注重插图在书籍中的重要作用。而此书便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书中的插图也为这本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纵观整本书，几乎每一个章节，甚至每一页书上都有相应的图片穿插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从中国古代开始便如此重视插图在文章中的作用，那么，插图到底是什么呢？胡玉靓在2013年第13期的《活力》发表的《浅论中国版画插图在书籍中的作用》中做出了解释：“版画插图是运用版画的技法和其特有的艺术效果来表现插图的形式，主要运用图像来诠释和强调文章之意义或营造视觉效果。凡是这类具有用图解文、装饰文案及补充文章作用的绘画、图片、图表——视觉造型符号，均可称其为‘版画插图’”。[1]由此可见，穿插在文字中间的这些图片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图片恰当地穿插，为我们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提供了方便。

从根本上讲，此书着眼于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史脉络，是一本历史学著作。搜寻面世的历史著作，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甚至是秦序先生的《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等，几乎都是文字充盈着整本著作，即使中间有插图，也为数不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算得上是中国历史类著作中的一朵奇葩。书中的插图为读者理解书本内容提供便利之处数不胜数，其中有几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如第三章《西周的器乐与乐器》中第二节的“甬钟”，插入了“甬钟各部位名称示意图”一图，将甬钟这一青铜乐器的横截面图展示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对甬钟的各个部位以及各部位相应的名称都一目了然……因此，插图在文章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插图可以：有助于了解著作中记载的各个时期的乐器；有助于理解著作中各个场景的丰富想象；辅助文字，有助于更加准确直观理解文章思想内涵。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的图文并茂，是值得一提的亮点。

二、全新的视角——基于乐器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可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拥有如此丰赡的物质文化遗存，却没有一部基于实体的物质资料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总是不断在进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这一本书就是将乐器作为物质形式之一而展开讨论的。如果将史学类著作比作是一片片绿叶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必然是众多绿叶中的那一朵红花。“以往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著作，大都是基于传统文献资料，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书写和诠释。”[2]例如李纯一先生编著的《先秦音乐史》一书，就是以古代各个文献所记载的资料为依据，研究先秦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其中文献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周礼·大司乐》《咸池》等；又如同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依据各个时期中有名的历史传说而写成的，如我们所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出师表、官渡之战等。大部分的史学类著作都是如此，正是这样，更显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视角的独特与出众。同时，学者们在考察过程中也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更正之前的错误。如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石乐器，“包括一套大型编钟（65件）和一套编磬（32件），均集中放置在中室。”[3]学者们对编钟的数量、重量、高度都做了计算，“经过使用复制的演奏工具多次试奏，确知演奏这套编钟的乐师当有五人，其中二人各持一根撞钟棒，立于钟架前撞击下层大钟；另三人立于架后，各持两个钟槌，敲击中、上层钟。”[4]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对编钟的实地考察才得出，具有科学性与准确性。本书还为我们展示了许多类似于曾侯乙墓编钟这样的出土乐器，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换言之，给了我们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音乐，给我们自己一个空间去琢磨，去学习。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讲，这也启示我们要爱护文物，珍惜每一件文物所带来的无穷信息。

三、完美的融合——物质的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和谐统一

众所周知，音乐的基本要素包括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和音色，而音乐的表现要素包括节奏、曲调、和声，以及力度、速度、调式、曲式、织体等，这些表现要素组成了音乐。但无论是基本要素还是表现要素，都是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音乐也概莫能外。音乐的本质，就是声音，而声音的产生主要靠“物体振动、一定介质形成并传播声波、听觉系统对声波的接收和复原，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听不到，也就无法感知声音。发声和听音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物质基础”。[5]因此，从这个层面看，音乐就是物质的。然而，音乐遗产，却是被划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如何协调“音乐是物质的”和“音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表述。”[6]我们都清楚“形而上”者与 “形而下”者各自的含义，简言之，“形而上”者即精神层面的，“形而下”者即是物质层面的。在绪论中，秦序先生借用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物质形态的内容”，说明了“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7]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乐器及器乐的面貌，同样也向我们传达了关于这些乐器的发声原理，音乐特性的相关信息，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在物质层面之上的精神内涵。比如第五章《秦汉的器乐与乐器》第三节中的“洛庄汉墓编钟的声学特征”，文中展示了“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编钟”的图片，并对洛庄汉墓编钟的调音结构、测音结果、声学特征都一一做了介绍。详细而精准地向我们传达了洛庄汉墓编钟的发音规律，为我们了解洛庄汉墓编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让我们思考那个时期编钟的发音规律与其他时期的异同，它的发音规律，作用……这些都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思维方式等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从全新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发展进行研究與探讨，得出更多客观而科学的结论，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已是近乎接近于完美之作，但笔者在想，如果在本书后面还附加一册，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乐器图片合集，合集不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时代来叙述，而是按照这些乐器自身的发展先后顺序而编排，加以少许文字注释，对这本书加以补充，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立体与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项目，从策划到出版经历了数年时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凝聚了秦序老师和韩启超、李宏峰、曹贞华等人的默默付出与坚守，为我们展现了一本厚重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无论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新颖之处总是显而易见，也是值得称赞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谱表丰富，为古代各个时期的乐器与器乐研究全方位、系统性的整合性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的问世，为音乐史学领域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参 考 文 献]

[8]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张洪全）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五

在我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刑法一直具有着重要地位，在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是以刑法为主，而同刑法相比，民商法在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却一直没有具有明确的定位，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根本就不存在民法。但是在相关研究者的研究以及相关文献史料的记载当中，则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即如果从法典意义层面观察，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当中确实不存在民商法，而从法律规范意义层面看来，民商法在我国古代则是存在的，且并非古代所有的法律当中都为“ 民刑部分”。根据相关史料中可以发现，在我国明清时期，民商法就已经从刑法当中逐渐独立，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对此，就需要能够对我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民商法的地位形成正确认识。

我国民商法在该阶段萌芽，在先秦时期，在财产流转、商品交换等积极发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民商事萌芽，该时期民商法，在形成当中受到较大来自宗法制度的影响。此时，周天子作为周族大宗，根据宗法原则确立了父权制度以及嫡长子继承制，对我国后来的继承法以及婚姻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种立法制度，则在当时具有了民商法的作用。 而时间来到公元前 5 世纪，李悝开展变法改革，在改革中，其对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进行了广泛总结，与此同时充分联系本国实际情况的情况下制定出的我国第一部法典《法经》。这是一部以刑为主、不同法合体的法典，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其中，盗法是同公私财务保护相关的法律，贼法则是关系到人身安全以及政权稳定的法律，在这两篇内容中，都涉及到有保护人身安全以及个人财产方面的法律，即属于广义的民商法规范。而时间到了公元前 356 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即在联系秦国实际情况以及改革需求的情况下对《法经》进行了内容方面的扩充，不仅将法改为律，且制定了新法律，在封建法律建立、完善的情况下，单纯法层面的公平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需要将其应用在更为关键的地位，而律正也是对当时人们该方面需求的体现。使用“ 均布”律对以往的法进行代替，则更是对法律规范在适用性方面必行性以及普遍性的强调。而为了能够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商鞅也需要能够对法律内容进行充实。

在奴隶制中，法通常情况下同刑间具有联系，即为刑事法律，而在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的情况下，很多新的、非单纯刑事关系也需要通过法律的应用进行调整，也正是因此使更多非刑事法律出现。

在秦律当中，具有较多民商事法律规范，如《金步律》以及《 关世律》等，同时从律中较多保护自然资源、管理山林畜牧饲养方面商事、经济法律层面看来，也充分体现出了统治者科学管理以及生产技术等内容。《 田律》当中，就已经较为明确的规定在早春时节不得对山林资源进行砍伐，在夏季前不允许捕捉幼鸟、幼兽等。而在商法领域中，也具有统一的度量标准，不仅在具体应用当中十分便捷，且充分体现出了平等交易的特征。

该时期是我国古代民商法的初步发展阶段。在汉朝建立后，在对《秦律》进行参照的基础上，制定了《 九章律》。 在该律中，其在《 法经》的基础上增加了《 户律》、《 厩律》以及《 兴律》，并以此成为了汉率当中的核心与骨干。在《九章律》中，其前几篇同《 秦律》当中的内容较为相似，即单纯为刑罚方面的规定，而在后三篇当中，即更多具有民商事角度的法规，其内容包括有徭役、仓库、户籍、赋税以及兴造等方面。即当时的统治者通过《 田令》以及《 田律》保护公私土地的所有权，并通过《 盗律》保护其余财产。 在汉代以后，我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多年的动荡时期，并在隋朝时获得了再一次的统一，隋开皇元年，隋文帝命常明、杨素等人制定新律，即为《开皇律》，共有十二篇、五百条。 而在隋炀帝即位后，则颁布《 大业律》，《 大业律》除了在篇目上具有增加以外，在内容上同《 开皇律》相比并没有存在过大的改动。在《开皇律》中，其中的杂律以及户婚律即为民商事方面的规定。而到了唐朝，统治者在对隋朝灭亡历史教训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得出了封建政权存亡关键在于新人的结论，并将礼义教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而将制裁以及刑罚作为对国家进行治理的辅助手段。唐律共有 12 篇，其中，户婚律当中具有两部分内容，即为婚姻与户籍，在唐代，户籍制度十分严格，无论是出生、成年还是老年，都需要在户籍上得到反映，如果登记情况不准确，如存在谎报健康情况以及增减年龄等，都需要受到惩罚。同时，唐代实行均田制，剂将土地分给百姓，并规定有一定的标准，如果出现超出规定标准，则为不允许的，且盗耕、盗卖、侵夺别人的田地也是不允许的行为。婚姻方面，则为典型的封建婚姻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有同姓不婚、良贱不许通婚以及不许重婚等。

该时期为民商法在我国古代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宋代处于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无论是文化教育、思想观念还是科学技术都具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并因此使宋代法制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前列。在当时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世界经济前列的情况下，即需要其能够在法律方面积极进行调整，以此实现宋代民商事法律数量的增加，这部分规范在《 宋刑统》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宋刑统》是我国宋代的第一部刑事法典，是按照新体隶编纂的以刑律为主的刑书。 在《 宋刑统》中，其中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同《 唐律》相比具有了明显的增多，这也是《宋刑统》最为突出的一项内容，在其中对宋代使其的法律特征进行了充分的反映。

在这部分新的法律条文中，对户绝财产的继承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对女子财产继承权进行了明确，包括有死商财务处理以及婚田争讼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从其中新增内容可以看到，其在维护个人私有权以及私有权转移方面的法条同《唐律》相比具有了而明显的增多，该种情况的存在，不仅是对我国宋代私有制积极发展的深切反应，也是对宋代商品经济关系调整民事立法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表现。

元代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中完全统一中国大地的王朝，在该朝代中，不同民族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社会习惯，即同其余封建王朝相比，其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典。而在元代民商事法律方面，则体现出了多元特征，在对民商事务进行处理时，更多的对“ 各依本俗”的治国方略进行了应用，并因此承认不同民族的习惯与法律。受到不同民族风俗方面存在的差异，且在司法上也具有新的规定，即允许不同民族在自犯时使用本民族法，而互犯时则约会处理。该种不同机构审查的方式，则使得元代民事法律具有着明显的多元性。在元朝建立后，受到儒家礼教影响，使得很多儒士馆员也进入到统治集团当中，在此过程中，则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观也逐渐渗透到了当时的民法制度当中。 在很多元代立法文件中，即能够找到同民商法有联系的较多规定，如《至元新格》等。

该时期为民商法在我国古代的完备阶段。洪武元年的《大明律》以《 唐律》为基础编订，在《 大明律》中，民商法在范围以及独立地位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之前历代法典中，“ 民刑部分”可以说是法典当中的重要特点，而在《 大明律》中，即对该定式进行了改变。在其中，刑法同民法是互不干涉、彼此独立的存在，对民间义务关系以及平皿权利进行调整的法律条文在《大明律》当中占据了五分之一。而在明朝我国平民社会地位提升、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了能够适应该种变化，在《 大明律》中，不仅增加了相关条文，同时也具有了更大的调整范围，不仅大幅度增加相关内容，且范围涉及到较多民法领域，即从最初的田产、婚姻等方面扩大到税收以及工商领域，而从实践角度看来，当时我国社会经济情况已经从最初的自然经济发展出了具有工商契约现象阶段，而很多史料也竞争，明初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当工商、经济以及赋税等纠纷问题出现后，作为对民事权力义务关系进行调整的民法也将进入到这部分经济领域中，以此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

而到了清朝，法律制度则同明朝具有密切的渊源，无论是体系还是内容都同明朝时期基本相同。从宏观角度看来，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基本精神等都在清朝体系当中得到了集成。《大清律例》即是在《 大明律》基础上制定的，在篇目结构方面同明律相同，为了能够满足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需求变化，编例则成为了清朝立法形式，其中，在民商事层面则形成了明确的规定，而在清早期，商事立法情况还存在着限制商业发展的情况，在闭关锁国政策下，对民间资本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束缚，在对海内外商品流通渠道形成阻塞的情况下对沿海工商业以及民间对外贸易形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上文中，我们对中国古代民商法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历代法律体系中，古代民商法的地位一直为次要地位，我国民商法是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系当中不断获得发展与更新，而在该发展过程中，该法典也并没有独立于刑法，且商法同民法规范也在没有区分的情况下混杂的一起。而在该种不利的环境中，我国古代民商法还是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得到了充分的完善与充实，并逐渐形成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少到多的过程。而在近代初期，其还体现出了独立化倾向。这部分情况的存在，都使得我国法制在不断发展中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六

表现：①生产工具的改进;②水利工程建设;③耕作技术的提高;④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区域的扩大和新品种的引进;⑤耕地面积的扩大，产量提高等。⑥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1)生产工具的进步

①商周时期：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骨、蚌所制，仅有极少量青铜农具。②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已在农业中开始使用铁制农具，有铁锄、铁斧等，并开始使用牛耕，战国时铁器更普遍，牛耕得到推广，中原地区普遍使用桔棵来灌溉农田。③秦朝时，铁器传到珠江流域。④两汉时期，农具得到改进，牛耕得以推广。西域用上了中原传去的铁农具。耕犁上安装了翻土碎土用的犁壁;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播种机械楼车;犁耕法除耦犁外，二牛抬杠式耕作方式东汉时已传到珠江流域;一牛犁耕作方式也已出现。⑤魏晋南北朝时，曹魏的马钧发明翻车。水碓、水磨应用于谷物加工，西北嘉裕关已采用二牛一人或一牛一人犁耕法。⑥唐朝时：创制了曲辕犁、筒车等农具。

(2)古代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①夏商周：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②春秋战国：春秋时中原地区已普遍采用桔槔灌溉农田;吴国开挖古江南河沟通苏州和扬州间的水道，是中国开挖最早的运河，开挖邗沟沟通长江河淮河水系。楚国孙叔敖修的芍陂是有史记载的最早水库;战国时秦国蜀郡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水工郑国在秦国修的郑国渠。③西汉：六辅渠、白渠;西北修建坎儿井;江准、江汉修治天然陂池;东南排水筑堤，变淤地为良田;汉武帝治理黄河。④三国：曹魏在淮河流域修复了许多渠堰堤塘;蜀国在都江堰设置堰官进行维护。⑤北魏：孝文帝下令有水田之处，都要通渠灌溉。⑥隋炀帝在历代运河的基础上，于605——610年，开通了大运河。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是世界上最早、最长的运河。⑦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还创制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⑧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⑨元朝政府先后修治、会通河和通惠河。连接原有运河，将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贯起来。大运河从杭州到大都全长三千余里，是当时南粮北运的重要水利枢纽。

(3)耕作技术的提高

灌溉技术：各朝代都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春秋时期的桔椽、芍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西门豹渠，两汉时的灌溉渠、天然陂池、坎儿井，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筒车等都是先进的灌溉技术或著名的灌溉工程，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耕作和管理技术：商周时奴隶和庶民集体耕作，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等。两汉时期在使用二牛抬杠式耕作方法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牛挽犁法和代田法，掌握了水稻育秧移植等技术，并总结了及时收割、优选种子的管理经验;隋唐时期普遍推广“圩田”和两年三熟耕作制，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放火烧山，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

(4)农作物品种增多

①商周：黍、稷、麦、稻、豆五谷。西周时农作物种类增多，包括后世大多数农作物都有种植。②两汉：农作物除粟、黍外，稻和麦得到推广种植，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东汉时已有双季稻;汉水流域稻麦轮作，一年两熟。西域的葡萄、石榴、首蓿、胡豆、胡瓜、胡麻等陆续移植内地。③魏晋南北朝：农作物品种增多，洞庭、鄱阳湖流域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产粮区。④隋唐：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江南地区成为粮食重要产地，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⑤两宋：北方的粟、麦江南大量种植：江北广种水稻，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也传播到江淮地区;棉花的种植由福建、广东推广到长江流域，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南宋时棉布逐渐代替麻布成为人们主要衣被原料。⑥元朝：农作物品种增多，棉花种植遍及南方。⑦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桑、麻等作物广泛种植。江南大力发展双季稻，岭南出现三季稻。作物新品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引入我国。⑧清朝：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

2、历朝调整经济政策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

①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奖励耕战，限制工商业发展，禁止弃农经商。②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统一度量衡、货币、车轨、驰道和邮驿。③两汉时期，刘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帝、景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鼓励农耕。刘秀九次下达释放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减轻赋税，把田租从十税一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④三国时期曹操实行屯田，重视保护农桑，魏建国后，统治者继续重视农业和兴修水利，蜀汉诸葛亮实施轻摇薄赋、奖励农耕的政策。⑤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保证农民得到一定的土地。⑥唐初政府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和生产时间。⑦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政府积极推广占城稻，促进南北农作物交流。⑧元朝设置大司农司，颁布《农桑辑要》，指导农业生产。⑨明朝明太祖采取鼓励垦荒，减免赋役。实行屯田，推广植棉等措施。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⑩清初政府鼓励农耕，康熙实行“更名田”，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

历代封建王朝还大力推广推行奖励垦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但过度的开发对生态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封建国家还编纂农书，推动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

各封建王朝通过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保证了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是足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农业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封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3、古代主要手工业部门发展概况

(1)冶铁业：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冶铁的国家之一，利用水力鼓风冶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①西周：晚期出现了铁器。②春秋战国：铸铁柔化技术是世界冶铁史上的一大成就。③魏晋南北朝：百炼钢技术已相当成熟，还发明了把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的灌钢法。④隋唐：冶铸业已普遍采用了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⑤明朝：广东佛山冶铁业，一天产铁量达到六七千斤;云南采矿业也很有名。⑥清朝：广东冶铁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青铜铸造业：①夏商周三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商周青铜铸造业兴盛，西周时青铜器产品趋向生活化。②夏朝青铜器目前尚未发现，商周是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③商朝青铜器由官府垄断，生产规模大，作坊集中在王都，产品供国王和贵族使用。④西周青铜器产品趋向生活化，日用器具数量大.有些动物形状的器皿栩栩如生。⑤春秋战国时期的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的珍贵名器;战国青铜器出现金银错新技术;青铜雕塑艺术也有创新，器物上已有建筑雕塑图案。

(3)纺织业：①商周：已出现斜纹提花织物和刺绣。②春秋战国：的纺织品纤维相当细密。③魏晋：曹魏在纺织中心襄邑、洛阳设有专门的织造机构;吴国缫丝质量高，蜀锦、邺锦、回纹锦著名。④隋唐：丝麻织品遍布全国各地。北方以来州、毫州最著名，南方以吴越、宣州出名;另外丝织品种类增多。⑤明清：棉纺织业成为农民的主要副业，棉布成为广大人民的主要衣料;明代浙江嘉兴使用新式“纱绸机”;双色套印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出现许多颜色的秋色印刷品;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纺织业兴起，苏州等地丝织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4)陶瓷业：①商和西周遗址里出现了原始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次飞跃。②秦：多集中于凤翔，凤翔的画砖最为出色。兵马俑是制陶与雕塑结合的艺术化。③三国两晋南北朝：当时南方盛产青瓷，后来制作技术传到北方。北方创制出白瓷。④隋唐：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越州的青瓷、邢州的白瓷、巩县的唐三彩最为有名;还出现了秘色瓷。⑤明清：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分工很细，有春土、澄泥、造坯、字画等十几道工序。

(5)造船业：①两汉：水军拥有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舰船;发明了橹、舵、布帆和使用锚。②三国：吴国造船技术很高，卫温曾率万人船队到达夷洲。③隋唐：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而且最早出现了机械动力的轮船雏形。洪州是著名的造船中心。④宋元：北宋江南和东南沿海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南宋造船业中心有明州、泉州、广州，海船载运量大。⑤明朝：造船水平的高超可以从郑和率船队先后七次远洋航行成功上得出。

(6)煮盐业、酿酒业：①甲骨文中有关于商周时期酿酒技术的记载。②春秋战国：煮盐业有山西的池盐、山东的海盐和四川的井盐都已开发;人们已能用曲造酒，是古代酿造技术的重要发明。③两汉：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反映了盐在当时国家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汉代开发的盐，分为池盐、海盐、井盐等，那时，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四川吃井盐。

(7)造纸业：①西汉：前期已有了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②魏晋南北朝：纸张质量提高，逐渐取代简族，成为最主要的书写工具。造纸中心：洛阳、长安、建业、扬州。

(8)制漆业：①原始社会：我国是世界上用漆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红漆碗。②商朝：漆器出现了浮雕式花纹，并镶有绿松石和钻花金箔。③周朝：漆髹工艺大量用于车的制造。种植漆林，已被征收税赋。④战国漆工艺有新成就，已出现采用夹纻技术的漆器。⑤秦朝：专设官吏管理漆园的种植和漆器的制作生产。⑥两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都是汉代漆器当中的精品。

(9)玉器雕刻业：商周玉器加工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玉器雕刻精美、数量多，仅安阳妇好墓就出土玉器七百多件。

(10)手工工艺专著：战国：《考工记》。明清：《天工开物》。

⑴商朝：商朝人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人以贝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商朝的都城已经称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⑵战国：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交换的商品大多是贵族地主用的奢侈品，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

⑶秦朝：都城咸阳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民间自有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出现不少大商人。官府也兼营盐铁等。

⑷两汉：官营和民营商业遍及中原和周边地区。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如长安有东、西等九市。各地物品，如山西的木材玉石，山东的鱼盐丝漆，东南地药材，北方的牛马，都作为商品交换，并形成较为适当地比价。西汉齐地韦姓、京师樊嘉等非常富有。汉同匈奴、鲜卑、乌桓、南越以及西南诸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相当频繁。

⑸隋唐：城市商业繁荣：政府在市设置官员管理物价、税收等。市中有邸店和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所。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这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那时的店铺不能任意扩大铺面、摊位。市的买卖时间也有限定，仍有日中为市的古风。唐朝后期，一些繁华的大城市里有了夜市。在广大农村，包括偏远的地区，都有定期举行的草市。经商的人增多：有不少家财万贯、邸店遍布海内的大商人，更多的是中等商人和小商贩，还有不少胡商遍布各大都市。

⑹两宋：①北宋：a.东京等大城市的商业活动突破“坊”和“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夜市)，有娱乐贸易场所“瓦肆”。b.城市中行会组织进一步发展，行会保护和垄断行业的商业利益。c.农村出现定期的集市，有的形成固定的市镇，活跃了城乡经济，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②南宋：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商业城市以临安最为繁荣，人口达到百万，市内兼有货栈、酒楼、茶馆等。

⑺辽、西夏、金：①辽的南京市商业繁荣的城市，“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②西夏的凉州，商业也很发达，有专门贸易的场所。③燕京市金的商业中心。金设立了税收管理机构，对往来商旅征收商税，商税称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由于商业的发展，金代后期，银币已经称为通用的货币。④榷场贸易，在辽、夏、金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除官方贸易外，一般商人在榷场作生意必须从政府领取营业凭证并交纳税金。宋辽边境上雄州、霸州的榷场最为有名。金人用马匹、毛皮换取南宋的茶叶、香料和药材等物，贸易比较发达。

⑻元朝：①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②海外贸易发达。

⑼明清：①国内市场扩大，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投放市场，品种达到两百余种。区域间长途运输贩运贸易发展较快。②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③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④商业的持续繁荣使商人阶层日趋稳定，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晋商和徽商。

夏商周：商都是繁荣的贸易城市。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都城有城门供居民出入，城内有整齐宽广的街道。

战国：许多城市发展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这些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和文化中心。交换的商品大多数都是贵族地主用的奢侈品，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经济特征。

两汉：长安和“五都”(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

隋唐：①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商业大都会——长安、洛阳。长安城内市坊分开，东市和西市为商业区，坊为住宅区;洛阳，武则天时，引漕渠开新潭，使船进入市内。②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扬州、成都。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汇合处，江南的物产大多在这里集散，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在此云集，唐朝后期，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和洛阳，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繁华的夜市也是扬州城的一个特点。成都物产富饶，当时的谚语称“扬一益二”，说明成都工商业地位的重要。

辽夏金元：辽的南京(幽州)，西夏的凉州，金的中都(燕京)。元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都市，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外国旅行家称之为世界第一大港。

明朝：1421年迁都北京。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还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港口减少，只留有广州对外通商。

6、古代交通的发展

⑴先秦：夏朝交通工具有车、船、橇等。商朝沿途设有驿站，建立邮驿传递制度。西周交通比商朝进步，从都城镐京到全国有几条宽广的大道，路面平坦。

⑵秦汉：秦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的法令，并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秦朝史禄修建灵渠，沟通了湘水和漓水，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西汉开辟了“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向西一直到达欧洲的大秦;汉武帝以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的水上交通线(“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到印度半岛南端。

⑶隋唐：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在北方修筑两条大道;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使水陆交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唐代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道，四通八达，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交通要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驿驴”，供客商骑用;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商船往来不绝;陆路从长安出发，向东可达朝鲜，向西经过敦煌、葱岭，可到印度、伊朗、阿拉伯各国;海路从登州、扬州出发，可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发，可达马来半岛、印度、波斯湾。

⑷宋元：古代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宋朝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航海技术大大提高。元朝陆路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重新繁荣，由元大都启程往西，经过新疆，有三条路通往西方;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可抵达直沽;内河航运，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把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大运河从杭州启程，可直达大都的积水潭。

⑸明清：古代交通由盛而衰。明代出现高蜂，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中南半岛、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顶峰。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七

中国画是中国的国粹，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中国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并辅以独特地装裱工艺装裱之。

中国人物画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从已知独幅的战国帛画算起，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楚汉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至两汉时期南中国文化的总称。在同时期,中原文化,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字,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向儒家方向发展,此时南中国文化依旧强有力地保持着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一个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

自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了以后将到另一个世界生活，所以都信举厚葬。于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重要陵墓，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汉初期长沙国的国都长沙，也有着许多汉代王侯大臣的墓葬。近几十年来，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无数的珍贵文物，它们是汉代长沙地区灿烂文化的直接见证，马王堆汉墓和咸嘉湖长沙王陵更是其集中代表。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充分体现了楚汉文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出土的帛画,古称为“幡”,有“引魂升天”之意,用于衷葬仪式,下葬时覆盖在内棺上,其形状因象英文字母“t”,故又被今人称为“t”帛画。帛画的内容充满了幻想神话,巫术的观念,充满了奇禽奇兽和神秘的符号,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浪漫世界。辛追墓出土的帛画,表现了天上,人间,地狱三个场境。出土帛画共有5幅，其中2幅是覆盖在一、三号墓内棺上的“t”形帛画，都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描绘天界，以人首蛇身的女娲为中心，右日左月，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女娲足下仙鹤仰首，鸿雁展翅，中部描绘人间，雍容华贵的老妇扶杖款款而行，前有小吏跪迎，后有侍女相随，还有蛟龙神兽环绕周围。下部画一力士站在两条鳌鱼背上，双手托举起大地，意味着地下阴间。画中神话与现实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另两幅长方形帛画有数百人马和数十乘车，用鸟瞰的方式有机组合在一起，再现了墓主人登临高坛检阅仪仗的场面。还有一幅帛画已残破，但可见房屋建筑、车骑、奔马和妇女划船等一些片断。这些帛画主次分明，疏密有致；绘画线条细腻、准确、流畅；所使用的颜色丰富而鲜艳，施色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但已有渲染、退晕等画法。

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的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它充分体现了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就是楚汉文化的真正主题。大家所看到的神仙和现实世界里没有苦难的呻吟,而是愉快的渴望,是对生前死后却有永恒幸福的祈求。现实的场景刻画细致入微这是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曾对比世纪荷兰小画派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场境和细节等作了精心的描述。评价说：表现了荷兰人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热情和恋爱,对自己征服海洋的斗争的肯定和颂歌。马王堆帛画中的现实场景的描绘,同样体现了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有力地表现了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漆器等等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工艺品,它在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上,在中国古代史中无与伦比,包括后代唐、宋、元、明、清的工艺也无法与之抗衡,这主要是因为战国以来处于顶峰状态的官府手工艺的成果所致,这也充分展现了人间力量和对物质世界的直接征服。

在艺术形式上,帛画表现出楚汉文化独有的“气势”和“古拙”。图画中流畅的线条,以两条蟠龙盘绕的构图,以及天堂的飘逸,地狱的力量,人间的安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展现出力量,运动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关。帛画铺天盖地,满幅而来,与后代中国画相比,似乎“笨拙”,但主却给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与现代的农民画极为相近,这种“古拙”的形式,与其所体现的气势相结合,为 们展现了楚汉文化的浪漫风貌,呈现一种整体性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随之盛行，山水画蔚为大观。文人画在宽阔代已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由于书画同湖，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有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而独特的艺术特征。

中国人物画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分为工笔和写意两大体系，以顾偿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细密精致而续丽”的画风。造型准确精细，色彩鲜艳富丽，称之为“密体”；以张僧跷为代表的简练概括的画风，人物造型简练，赋彩单纯“迹简意淡而雅正”称之为“疏体”。唐代吴道子突破了当时工细密描、重彩积染的一般画风，创造了水墨淡彩及白描的新形式，吴道子作画时“落笔生风”，在用线上，追求遒劲雄壮，飞扬流动的美感，即所谓“吴带当风”，在用色上，“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绩素”即所谓“吴装”。

到了两宋，中国人物画相当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画家，题材范围也比过去更加广泛。元代以后，由于主流转入山水和花鸟，人物画走向衰微。明清和近代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人物画家，特别是任伯年，继承文人画的笔墨，大胆吸收西洋画的技法，他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善于汲取外来艺术的长处，从而创造了雅俗共赏的风格，拓宽了人物画的，创作途径，对现代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八

【摘要】从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开始实施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权以来，禁书之事便层出不穷，所禁书籍历朝历代多不胜数。综合来说，禁书的主要目的多为巩固统治，统一文化，整肃思想。经过了历朝历代的整理清算，加强文化专制，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朝达到高潮之后便迎来了西方文化的大冲击和大改革，禁书并未能禁止中国人民思想的开化与进步。本文从历代禁书的不同形式出发，分析主要禁书事件的原因及禁书结果，并提出个人的见解与认知。

【关键词】禁书 封建社会 文化 思想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正是由于文字的记载与传承，长达五千年的足迹得以清楚记录，完整保存。从黄帝始到春战终，中国社会处于奴隶社会，文字刚刚形成，仍在发展之中，留下的几本千字文，多奉若珍宝不舍毁弃。一直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启了封建社会，开始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建设，为了统一思想，遏制其他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和能力，禁书的问题才被提上议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到了封建经济控制的阶段，其裙带的文化专制也跻身历史舞台，且愈演愈烈。中国禁书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其禁书内容也多有相同。

1.禁异史、私史

朝代建立伊始，为了维护统治，消除异己力量，压制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斗争能力，中央政权除了军事打击，政治压制，经济同化，在文化上多采取禁书。所禁内容多为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民格、历史、风俗等内容，一方面让人民接触不到这些书，然后慢慢淡忘自己的血统之差；另一方面则是“欲扬先抑”，抑了其他民族的成果，而广泛传播自己王朝的思想，以培养顺民塑造认同感。

在异史方面做得彻头彻尾的是秦王朝。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六国，统江山。六国虽灭，人民未绝，思想未竭。为巩固专制统治，归权于皇帝一人，秦颁布禁书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也就是说除了秦国的史书，所有六国史籍全部焚毁。而这场禁书运动造成先秦文化的巨大损失，其历史也模糊不清，后人不得不扼腕叹息。

清朝的“文字狱”足以使人谈“史”色变，私史也多遭厄运。文字狱制人无数，《四库全书》的编撰也是建立在大肆焚烧前书的基础上。一部民间刊印的《明书辑略》，本是庄廷罐私人喜好，在朱国帧《明史》基础上增改润色，有得其父庄允城刊印扬名，才流传于世。孰料因书中颇多触犯清廷之论，又有不少实陈历史之言，“参阅”官员怕祸及己身，首先“澄清”，才使官方注意到此书。此案将《明史辑略》相关人员：家族、刻字印刷人员、流通阅览人员达千人杀剐放逐。禁私史，遏制民间撰史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削弱了反抗力量，但其造成的文化冲击与破坏确是不可估量的。

2.禁谶纬、天文

谶纬，即假托上帝之言预示未来，假托神意解释经典的文字。本来就是封建的产物，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于是对于掌控人民生杀的虚无的天有种莫名的崇拜与恭敬，对于能够指导行动预示前途的天文学感情颇为复杂，爱畏平分，悲喜交杂。禁谶纬，无非是清算蛊惑民众，威胁统治的力量，可是其夹带的禁天文星象这类有科学价值的图书，对于中国天文历法学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从西晋始，谶纬断断续续发展，其砧杀却长久未绝。西晋泰始年间颁布《泰始律》中记录：“凡私藏天文，图谶者，徒二年。”收民间藏书或焚或毁，捕私学天文者或徒或刑，谶纬被禁已开不可阻遏之势。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颁布诏书：“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白今图谶、秘纬……，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到了隋朝，文帝时下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谶纬收归官藏，倒未禁绝。及至炀帝即位，对民间的谶纬藏书打击甚严，不仅是所见即焚，对于藏书者也是就地处决。《隋书·经籍志》中所记录的谶纬图书只剩下13部，其悲惨之势可想而知。宋仁宗时编订禁书目录，包括十四个门类的禁书将封建王朝的禁书措施推到了至全的高度。

唐朝可谓中国政清礼至的时代，然唐高宗时《唐律疏议》中记录“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两年。私习天文者亦同”，这是明确的禁天文之学。对于可预知未来且当时便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天文学，对于政权来说更多的是揭秘和威胁的工具而不是辅佐朝政的有利支撑。严厉打击下，民间藏书量骤减，懂天文的人也图白保而缄口不提，于是具有悠久历史，自然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天文学愈走愈缓，以至后来步履维艰。天文学在后期被崇尚科学的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并开拓了新时代新纪元。

3.禁佛经、道藏

起源于东汉顺帝时期的本土宗教——道教，融合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成为颇受战乱侵袭的人民的精神寄托。东汉初传人中原又遍地开花的佛教，与儒、道等融会激荡，为人民提供了躲避现世的平台。思想信仰本无对错，封建专制控制下，一教存亡多仰赖君主颔摇之间。

北魏太武帝气愤佛教贮酒储兵，敛财藏妾，一怒之下颁布灭佛诏：焚佛经，埋佛僧，毁佛像，拆佛寺。这一禁，是由于佛僧自身检点不足，浊于世事还威胁治安，引发的禁书焚书之势延及全国，佛教文化损失难计。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开七次佛道辩论会，辨处佛道地位。但两方之争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拳脚相加恶语相向的状态，太过荒诞无稽体例不华。于是“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土，并令还俗。”元宪宗年间，道家在与佛教夺势之中惹怒了统治者，于是诸种“伪道经”及其印版被毁，道观遭弃，甚至还让道上转作和尚。元世祖时期，颁布禁书诏，除老子的《道德经》外，所有《道藏》經文印版，全部焚毁，这是道教典籍白西汉末年以来遭遇的最沉重打击。此次禁道家学说，并非政治之争在文化领域的反应，而是佛道两家一时力量的争夺，道教从元初的独尊地位到此时的悄然无声，正是封建专制王朝思想文化存在的真实反应，顺应统治者意愿则吕，逆之则亡。

4.禁思想，学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思想亦同。中国经历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群雄争战，思想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可想而知。但人民可以畅所欲言、评点政事对于专制皇帝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除此之外，主导思想之外存活着诸多“邪论”，不断冲击和驳斥领导意志，也使统治者多有畏惧。于是，禁思想、学说、代表书籍，成了历代统治者归肃思想，清算异念的关键措施。

战末秦国始，法家独领风骚。主导者商鞅在变法中极力反对儒家的“仁”与“爱”，为此禁《诗》《书》，清礼乐。虽说是政治争斗，学术诋毁的成分也显而易见。《韩非子·和氏》中记载：“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为了巩固法家专制独裁的统治模式，先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仅是儒家学说，连百家都并禁不恕。之后“有敢语《诗》《书》者弃世。”连说话评论的权利一并掠奪了，这回彻底断了人民尊儒崇道的念想。

当大炮炸开中国的大门，西学势如破竹一般涌入华夏大地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颁布了多少诏令，诛杀了多少进步人士，都未能阻止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实现“独立”“民主”的步伐。清政府讳疾忌医的一味反对打击西学思想，还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控制革命书籍的印制与发行，甚至逮捕宣传革命鼓吹变法的进步人士。“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滋润了革命的萌芽，《新青年》等进步书籍点燃了革命的圣火，禁书禁不住革命的力量，打杀也未能遏制进步思潮。

5.禁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多为作者借诗歌曲词或小说戏剧等体例为表达思想或意志，或借古讽今或壮志难酬或清新明快或悲愤交集，感情的变化藏在字里行间，于无声处触动读者心灵。孰曾料，这字字珠玑微言大义的文字因与当时庙堂主流相斥，而在当时惨遭禁毁，在封建王朝的铡刀下身首异处者，其作者也多遭劫难。

最令人扼腕的当推乌台诗案。王安石变法中苏轼秉承“欲速则不达”对变法颇持微言。被贬官之后更是舞文弄墨寄情于诗，“大江东去”便作于此时。其诗多豪放爽朗神采飞扬，流传度极广，而其中蕴含的壮志难酬或抨击之意也受到关注。监察御史的弹劾之书将苏轼引入了文化争端。各种强加罪名曲解诗意之后，苏轼入狱，坦陈诗言之后“以官当徒”，牵连苏辙黄庭坚等廿九人，其作品虽未遭焚毁却也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书籍。事情发展到哲宗时期，全面清除元祐奸党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所著文章，明令禁止阅读且所列作品悉行焚毁。这一禁书案造成中国文学作品的巨大损失，其中苏洵等人的作品从此便有“名”无“实”。

后明思宗时禁《水浒传》是在消灭了李青山的反抗力量之后，认为《水浒传》会教导人民暴动造反，威胁中央统治。于是各地区“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作为文学作品，《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为了实现国家大治也不得不经受烈火考验。好在凤凰涅槃，得以保留至今供后世瞻仰。

6.编书背后的禁书

乾隆年间以《四库全书》为丛书之首，举国家之力精心编纂。其规模之大，版制之精，影响之远古今少有。除通俗小说戏曲外，收录当时所有图书门类共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十八卷。其对于我国保存文献，整理版本，传承文化具有深远价值。但在其编纂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辅之以军事打压政策，所得图书达万余种。对其中内容不适者尽行烧毁，对于其中部分内容不合时宦者则抽毁或删改后记录。根据不完全资料记载，当时全毁的图书高达两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图书达到四百零二种，而收入《四库全书》者为三千四百七十种，其中数量的对比可见一斑。遍结细网捕杀文献对于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可谓前无古人，后更无来者。

7.总结和教训

焚书禁书造成影响中，除了确实在当时巩固了统治保障了国家统一安定等积极影响外，消极影响也令人刻骨铭心。先是由于焚毁先秦史书造成历史模糊，然后是焚毁儒家经典造成今文古文长达千年的争斗；百家争鸣消失了，文化多元性也永远存在历史之中；大量的文学、史学作品消失，客观评价正确认识一个朝代的资料越来越匮乏。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历朝皇帝采取的打压措施无可厚非，但人民的力量往往不是通过打压即能控制的，而通过禁书来控制人民的思想也是“行一时不可行一世”的，清末人民站起来进行革命即可作为有力的证据。

7.1版本问题

对于版本学来说，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大肆焚烧《诗》《书》等儒学作品，到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即为今文经。汉时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成为古文经。古今文便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至今无所定论。

另一件影响版本的便是宋太祖禁《推背图》时所说的“乱其序”。即宋初禁谶纬时，对于朝臣的奏折，太祖表示“禁毋严，乱其序”。就是利用市场上的现有的版本，扰乱其前后顺序胡乱装订起来再去流通，这样人民无法辨别真正的顺序也无法鉴别真伪，对其信赖和憧憬之情愈减，慢慢不再收藏，慢慢也不再阅读和使用。这一方法，在当时颇为有效，看似合理合法。可是于后世版本考虑，则颇为棘手。百余种《推背图》，到底真伪如何，其价值大小也无从分辨。

今印刷业如此发达，各抒己见，百花竞放。但盗版书辑编书也层出不穷：原版翻印，错字连篇倒还未曾失真；冠他名而私撺，搜集网罗资料略加删改，精装出版，盗名欺世，贻害后人；更有甚者由于古时书籍仅留书名而内容欠缺，于是“有心者”便集古文片语，做旧处理，美之名日：善本珍本，以今本仿古籍，扰乱史学试听，更可气可叹。

7.2政权问题

文字的力量无形，却能使信者为之痴迷癫狂；书籍的影响无音，但可以使读者全神贯注倾心投入。潜移默化中引导人民，启发人民，带领人民。思想之如流水，无孔不入无口不出，对于异于主流的思想，应该引导而不是阻遏，应该塑造而不是禁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味的筑堤控制，水必溢言必出，只有缮工引导，遍泽良田，才能发挥书籍和文字的力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5]中国古代十大禁书.文史博览，2009（6）：第46页.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九

摘要：管理伴随人类活动始终，其兼具社会和自然双重属性。本文通过查阅和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简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通过探讨，希望能给读者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管理思想  历程  特点  启示

1 概述

美国管理学大师戴维·b·赫尔茨认为：管理是由心智所驱使的惟一无处不在的人类活动[1]。管理是一个合成词，其中：管，是一个多义词，可释义为圆而细长中空的东西，组成的词有管道、管线等;也可释义为负责、经理，如管家、管企业等。理，也是一个多义词，可理解为物质本身的规律，如生理等;也可理解为是非得失的标准，如道理等。所以，就本质而言，管理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管理伴随人类活动始终，管理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形影不离，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可是，从中国现行管理学的内容来看，却显现了太多的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影子。可以想象，如果仅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和技能在我国进行指导管理实践活动，必将会导致“舶来之物”的水土不服或是“药效”不佳，甚至会出现“东施效颦”等适得其反的情况[2，4]。为此，研究和讨论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并总结归纳出其显著的特点，不论是对中国的管理理论研究，还是对管理实践活动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伴随中国思想史一起发展，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总体来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可以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萌芽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发展于隋唐时代[3]。

2.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萌芽期

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自从其建立起就标志着在中国这古老国度上，炎黄子孙原有的民主议事制踏步挺进褒贬各异的独裁集权制。作为上层建筑的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使其王朝得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组织的管理模式从远古时期的“人治”一步一步踏入“国治”[5]。例如，在《大禹赋》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奉执征，降民鉴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这段话揭示夏朝就有了“德治”这个非常重要的“国治”思想和理念。为此，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早在夏商时代就已经萌芽，特点是从远古时期的“人治”逐步走向较为规范的“国治”。

2.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助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陈旧和反动的的统治理念、法制和秩序等被相继破坏，新的统治理念、法制和秩序等逐渐确立，新的阶级阶层力量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变革也导致管理思想文化的蜕变和繁荣。其中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学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些思想学派的发展和丰富，催生我国古代各种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形成[6]。如战国时期秦国在经历了儒、道、法、墨等各家思想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秦孝公决心图强改革，以“法治”思想为主导，下令招贤进行变法改革运动。总之，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等的变革，促使中国古代各种管理思想的形成。

2.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期

当我们把视野投向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隋唐朝，由于当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壮大、政治制度的完善和进步，这个时代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7]。例如：盛唐时期朝廷特别注重吏治、重视推行切实的经济措施等[8]。不难看出，在我国隋唐朝前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丰富和发展。

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由于经济、政治、地域、人口及传统文化等原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可谓门派林立，表现出重人文轻数理和重宏观轻微观等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百家争鸣，自成体系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百花齐放，自成一家之说，缺少相互交流和融会贯通。从古代管理思想的学派来分析，依照西汉末年刘向提出的“十家九流”观点，分别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大学派。如：儒家管理思想的仁、德和礼，“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纲领和核心，“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中最提倡的国家管理理念，“礼”是儒家思想中构建的对外沟通和管理的原则[9]。

3.2 重宏观把握，轻微观深入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显著特点之二就是重视宏观系统的整体把握，轻视和欠缺微观深入的剖析探讨[10]。比如虽有清代“桐城派”大家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的名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宏观的管理思想，却缺少《后汉书》中第五十六章《陈王列传》中：“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这种微观层面的、操作性强的务实精神[11]。

3.3 重人文探讨，轻数理量化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显著特点之三就是重视人文思想的定性探讨，轻视数理方法的定量研究。从管理发展看，无论是夏商两朝盛行的朴素“天命”、“鬼神”等宗教迷信的教化管理思想，还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都是过度的打上了人文哲学思辨思想的烙印，没有详细的定量研究和讨论[12]。这种重人文探讨轻数理量化的特点，显然没有西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

4 结语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优点是把管理的社会属性历练成“精”，在宏观理论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其缺点是在管理的自然属性上研究不够，缺乏深入细致的定量探讨。这些优缺点，不管是对现代管理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同时，由于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兼具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所以，管理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和壮大，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必须有效处理好“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二者的关系，吸收二者的长处和优点，创新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曾凡金（1979-），男，贵州锦屏人，安顺学院讲师（理论物理），教育学硕士，mba在读，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教育社会心理和原子分子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