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一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二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三

搞 要：基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既承担着法治职责，也承担着政治职责和社会责任，在立足检察职能的基础上，主动、自觉地把检察工作融入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是检察机关的历史使命，也是必然选择。

基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既承担着法治职责，也承担着政治职责和社会责任，在立足检察职能的基础上，主动、自觉地把检察工作融入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是检察机关的历史使命，也是必然选择。基于此，自2017年初开始，高坪区人民检察院即正式确立并积极开展了以“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检企服务机制和相关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创建检企服务是高坪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和应尽之责

（1）检企服务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向、任务和现实路径做了明确阐述。而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作为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并加以解决。高坪检企服务正是在基层检察机关与辖区企业之间搭建起法治桥梁，通过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服务项目的精准化，服务手段的法治化，有效引导企业在法治框架内守法、理性、有序开展生产经营，培育企业及企业人员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同时引导企业及企业人员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管理价值，激发企业反哺社会和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增加社会治理合力，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实践证明，高坪检企服务能够正确处理好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是检察机关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有效路径，更是基層检察机关立足本职，不出位、不缺位，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

（2）检企服务是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发展的有力保障。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是检察机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要求。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2016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找准检察工作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成长的切入点，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高坪检企服务，正是坚持把是否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标准，坚持把强化检察监督、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经济发展、保障经济安全能力为重要工作目标，通过运用专业法律知识，为企业答疑解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激发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法治环境，为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3）检企服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力体现。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比以往更迫切、更强烈，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以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努力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安全和谐，这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企业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影响着人民群众需求的满足程度，高坪检企服务，是将国家实业兴国战略落到实处，将高检院出台的为大局服务系列要求落到实处，切实将企业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将企业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将企业的正当利益维护当作第一考虑，把企业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利弊得失的根本标准，是基层检察机关为经济建设尽职尽力的务实途径，也是基层检察机关践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力体现。

（4）检企服务是检察机关适应改革需要的有益探索。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双重叠加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更应顺应我国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过程中政治方针的调整，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不仅要发挥传统的诉讼职能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还要延伸检察职能致力于引领构建新的社会秩序。高坪检企服务以检察监督职能为基础，以服务中心大局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出发点，通过检察权行使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隐患，推动社会善治，是检察机关适应改革需要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二、开展检企服务是高坪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和有益实践

高坪地处成渝经济圈，现有产业园区4个，各类企业35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5家，特别是“五大千亿产业集群”中的两个千亿产业集群落户高坪，令高坪成为了南充市“155发展战略”的主战场。随着辖区内企业逐渐增多，涉企发案数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内部人员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害企业合法权益、阻扰企业生产经营、产权保护、“中梗阻”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对企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极大困扰，企业迫切需要专业的、系统的、全面的法律服务。高坪区人民检察院主动适应全区经济发展新常态，成立检企服务领导小组，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制定出台《检企服务工作实施意见》，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专业、精准的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取得良好效果，获得企业的一致认可和区委的高度肯定。

（5）强化警示教育，实现风险防控。结合案件办理工作，及时收集分析企业运行中的各种法律需求信息，对可能影响企业健康发展、存在违法犯罪风险隐患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开展预防调查和预测预警。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开展专题预防活动。采取法制讲座、以案释法等方式，加强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素养。

三、深化检企服务是高坪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未来选择和重要举措

（1）在法律服务中，着力推进规范协调发展。建立“保障、护航、协助、沟通、惩戒、疏梗”六大机制;以3个工业产业园区管委会为依托，建立工作阵地;为企业建立订单式服务清单;着力强化对行政行为、涉诉企业、隐患预警三项监督;定期问需于企，做到随叫随到、不叫不到、到就干好，实施精准服务。

（2）在企业办事中，强化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企业在办理执照、手续、许可等事项过程中，督促相关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防止推躲绕拖、吃拿卡要问题发生，切实解决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3）在司法办案中，突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强化涉企刑事犯罪的打击，依法惩处侵犯企业权益和企业员工人身、民主、财产权益刑事犯罪，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金融诈骗、制假售假、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犯罪。严厉惩治企业内部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坚决惩治经济主管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市场准入等职务便利向企业索取不法利益等职务犯罪。

（4）在定纷止争中，努力营造良好营商关系。企业在签订重大经济合同时，积极提供民事法律服务，防止出现合同纠纷等问题。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已经发生的经济纠纷，积极提供法律支撑，让企业之间依法、理性解决纷争，避免诉累，化解矛盾。

（5）在解疑释惑中，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针对企业劳资纠纷、招商引资政策兑现、税收征缴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督促相关机关认真落实，做到本地企业、外来企业一视同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安排专人到相关企业详细解读法律、法规、政策，让企业明了明确，消除疑虑，增强企业在高坪发展的信心。

（6）在建制堵漏中，助力企业强化经营管理。在办理涉企业案件和企业内部人员犯罪案件时，仔细梳理排查企业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对发现的经营管理漏洞发出针对性检察建议，着力建立健全企业牵制制度、管理机制，织密、细化企业内部管控网络，促进企业科学管理，健康发展。

（7）在送法进企中，注重提升企业法律素养。深入开展送法进园区、进企业活动，组织检察干警为企业员工上好法治课，着力提升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明确法律红线，守住法律底线，防范法律风险，依法、守法生产经营，同时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8）在良性互动中，积极引导企业反哺社会。在检企服务中，引导、促成企业在“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积极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检察机关参与创新社会治理任重而道远，要主动应对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争取在稳步参与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实现检察事业的科学发展。

注释：

①参见《高坪检察情况反映》2017年第13期“大案专办难案精办”.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四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五

深圳市龙华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要求，遵循深圳市社会治理发展要求，从社会治理工作最基础的单元、最末梢的神经——社区抓起，突出党建引领，围绕社区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整合、社区治理活力、社区服务能力等方面抓改革、定举措、求实效，着力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立强有力党组织，真正让社区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社区党组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基层的执行者，社区党委在各类主体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肩负着引领、凝聚、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龙华区社会治理主体多样，治理环境复杂，建立强有力的社区党委，能够牵头整合社区各类治理主体，为社区治理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一方面，强化社区党委“主心骨”。认真落实社区党委社区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领导保障权、管理监督权“四项权力”，创新构建社区党委统领的组织架构，在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各类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并有效纳管，推动社区党委统领社区内各类组织实现共建共治。比如，深圳北站社区，由社区党委牵头成立社区党建联盟，打破行政隶属壁垒，有效统筹直接管理的8个党组织和驻社区的19个垂直管理部门党组织，全面加强社区党委的领导，实现组织共建、问题共商、资源共享，共同致力于把深圳北站社区建设成为服务完善、管理民主、充满活力、文明和谐的幸福社区；另一方面，发挥社区党委统领作用。完善社区议事决策机制，由社区党委定期召集驻社区职能部门、各类社区组织，采取共商会、专题调处会等方式，共同研究解决治安管理、交通疏导、环境卫生整治等问题，让各类问题一次性审议、一次性落实。此外，市区财政安排200万元民生微实事经费，由社区党委统筹落实，推动解决社区各类实际问题，既让社区群众真正得实惠，又知道惠从何来。

建立科学的工作模式，真正让治理力量下沉社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基层治理框架构建、发挥治理多元主体作用、提升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仍需作进一步努力。一是完善工作模式。社会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党员“带头人”“监管人”“责任人”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治理框架和工作模式的完善。龙华区在基层治理改革试点中，将大的社区科学划分为若干管理片区，来承担公共管理、公共安全职能；片区内细划为基础网格和城管、安监等专业网格，分别建立岗位说明书，明确各类网格员职责，建立每类事项的办事流程图，让各个责任人在制度规范下抓治理、抓服务。二是下沉工作力量。推行“一线工作法”，区领导包点到社区，街道领导普遍直接联系到社区，并从全区遴选一批年轻干部担任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加强社区党委领导力量。将职能部门垂直管理的社区网格员、执法队协管员、治安联防员、市容巡查员等多支队伍下沉到社区，与社区工作站人员重新整合，明确职责职能。加强规范化管理，将社区各类队伍统一纳入社区专职工作者，科学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薪酬、考核”制度体系，推行可升可降、可进可出的岗位职级动态管理机制，极大地激发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社区实有事件处置率从74%上升到97%，基本实现問题解决不出社区的目标。三是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城管、安监、消防等各专业管理系统与统一分拨平台互联互通，形成一个上报端口、一个处置端口，让信息在一个平台上流转，确保“人过留痕、事过留迹”，实现全痕迹电子化跟踪、全流程信息化查办。

建立畅通的参与渠道，真正让外来人员融入社区

社区治理既要由社区党委统筹引领，也要注重激发社区各类组织和人群积极参与。当前，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已成为趋势，然而社区治理仍然存在一些多元主体权责不明、参与渠道不畅通、外来人员占比大等问题。如何调动社区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成为社区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龙华区因地制宜搭平台、建机制，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口归属感，更好地激发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一是引导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比如，上围艺术村由街道统筹建立上围艺术村治理委员会，创建“艺术+党群”驿站，由社区党委提供红色教育、艺术交流、日常帮困等多种日常服务，吸引艺术家和设计师进驻，并自发成立上围艺术协会，同心聚力将破旧老村倾心打造为精品艺术村。二是引导外来人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坚持党建带动群建，注重发挥社区“两委”非深户籍委员在团结、服务外来人员中的积极作用，用好职工之家、青春家园、社区u站等服务项目资源，建立健全来深建设者参与所在社区协商议事制度，促进外来人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消除辖区内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的隔膜，引导全社区群众齐心协力为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贡献。三是引导社区党员把先锋形象树起来。建立“党员志愿者线上调度平台”，群众点单、党员接单，群众的需求可精准对接党员志愿服务，并推动党员由“8小时服务”向“全天候服务”转变，以党员志愿服务引领全社会志愿服务，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社区治理。

建立高效的服务机制，真正让社区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让基层群众有更多的、更可持续的获得感，贯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也是基层治理围绕基层事务，服务基层群众的落脚点。一是做强做实社区党群服务平台。龙华区将城市基层党建“标准+服务阵地”向各领域拓展延伸，新建1个区级党群服务中心、改造建设n个社区、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v站，形成“1+n+v”党群服务联盟中心，健全完善运营管理机制，打造成联结社区各类组织的红色家园、服务党员群众的共享空间和统筹整合资源的共享平台。二是提供高效便捷行政服务。在各街道、各社区建立24小时自助便民服务区，让居民就近“全天候”自行办理港澳签注、申办身份证、缴纳交通罚款、打印社保缴费证明等45个事项，实现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三是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围绕不同区域居民的实际需求，在龙华街道开展社区规划师试点工作，为社区柔性引进高端的社区规划、城市和建筑设计、绿色建筑和环保等性面专家，选取“社区公厕”“街心项目”“垃圾站”“农贸市场”等不同民生项目，推动社区微更新、微提升，打造社区的活力节奏，让群众享受更高品质的获得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一项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多元主体持续良性互动，形成运转高效的社会治理合力。深圳市龙华区将持续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对标最高最好最优，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立完善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责编/谷漩 美编/于珊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路径。

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组织领导。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就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学习贯彻好党的基层治理政策理论，宣传好中国基层治理故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运用现代信息手段，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着力抓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职能职责、机构设置、权责事项、服务阵地、保障机制，委托下放更多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推动更大程度赋权扩能。推动组织下沉、党员下沉、干部下沉，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网络。准确把握基层治理任务。在城市，探索精准分类、精细治理，构建“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管公司”三方联动治理格局。在农村，着力校准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找准融合路径，精准做好村级党组织体系建设文章。

突出支部建设，筑牢基层治理组织基础。基层党支部是基层治理工作的战斗堡垒，要着力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织密织牢基层治理的组织网。通过“三会一课”、组织生活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基层群众学习基层治理的新理念、新途径、新方法。聚焦组织覆盖、规范建设、能力提升、引领发展，强化基层党支部组织建设推动基层治理。探索组织联建推动精细治理，统筹组建产城融合、产业联合型党组织，拓展组织覆盖面、增强组织功能性。把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作为党组织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切入点。全面建设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党群服务中心（站），建设“党群暖心驿站”，为党员群众开展跨区域、零距离、全天候的服务。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能力，盘活集体资产、开展土地合作、探索异地置业，不断提升基层集体“造血”功能。

突出干部人才支撑，强化基层治理激励保障。基层治理，干部人才队伍是支撑，制度建设是保障。拓宽选人用人渠道，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选派年轻优秀机关干部到发展任务重、矛盾问题多的村（社区）担任党组织书记，鼓励退休老干部担任村（社区）、小区党支部书记，从优秀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等群体中挑选优秀人才充实村（社区）干部队伍。推进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級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围绕基层治理重点内容，组织干部开展针对性、全覆盖的培训，把小区党支部书记、业委会主任、物业公司负责人等一并纳入村（社区）“领头人”进行系统培养，持续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将基层治理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考核范围，实行“责任制+清单制+督考制”，扎实开展常态化督促检查。健全不合格不胜任不称职基层干部退出机制，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强化基层治理监督。注重考核结果运用，以考核问效狠抓工作落实，激励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担当作为、比学赶超。（作者系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责编/刘艳梅）

共建共治共享方案篇七

摘 要：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在巩固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本文从“理论来源”“内涵解析”以及“实现路径”三个维度， 来诠释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视域下，如何推动我国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效能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社会各类矛盾和风险更加复杂、多样，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形势的改变，要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我国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实现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肯定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之上，在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要“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这标志着我国正不断地优化和调整社会治理的结构，由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逐步向由党委和政府领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转变。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和我国基本国情的转变，在中共十九大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这一新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治理理念的持续提升与治理实践不断深化的政治智慧结晶，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正确调整，是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解读，也是不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来源

国外关于现代治理理论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代表学者有jan kooiman，从社会治理主体的角度出发，指出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社会治理并不存在普适性的模式，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公民等治理主体的相互协商而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状态[1]。chris ansell与alison gash等人在整理和分析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后指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到公共物品的治理中来，同样都应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2]。b·guy peters对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提出几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分别是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以及解制式政府等模式，并对它们的内涵、特点、优劣势以及相互关系展开了分析[3]。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代表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多元主体共治，即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能有效防止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4]。在国内，最早开始对社会结构格局展开研究的学者是费孝通，早在1948年，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 “差序格局”概念，认为社会关系实质上是私人联系的不断增加，由私人联系所形成的一根根“线”编制成为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社会范围[5]。俞可平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公民社会，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党和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6]。张康之以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出发，指出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要改变“行政傲慢”，并转变为“服务型政府”[7]。近年来，关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内涵及实现途径两个方面。关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治理格局的内涵，学者们普遍认同它的内涵是多元治理主体通过相对平等的协商后，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地实施治理行为，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将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业的建设与管理，并共同分享社会治理的成果。关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途径，学者们分别探讨了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方法，进而提出要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育公共精神、引导社会组织成长等途径来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来源还来自党的历次发布的文献中，早在科学发展观中就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指出：要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建立国家安全体系来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充满活力、安定和谐。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党中央历次发布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它的提出是我国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更新的一份缩影。

三、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以意义解析

（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涵义

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社会格局包含三重涵义：首先是“共建”，即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这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以政府主导和政社合作为原则，积极鼓励与引导市场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公共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的构建中[8];其次是“共治”即共同采取治理行动，是“不同治理主体为了达到共同的治理愿景，通过平等协商、合作互动、协同参与的方式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9]，这一方面要求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创造必要条件，确保人民群众参与权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要求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养，自觉承担起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与义务;最后是“共享”即共同分享治理成果，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全体人民的福祉[10]。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治理成果，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从整体层面而言，共建、共治、共享三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构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其中共建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共治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途径和关键环节，共享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所在。

（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意义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获得感也在不断提升，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11]。”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在取得显著发展成果的同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尖锐，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涌现出了更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更加多变复杂。但与之相对的是，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社会治理体制不健全、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公民和市场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亟待提高、社会治理理念落后等问题。在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我国的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及时根据实践的变化调整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改变单一的社会治理结构，就无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也就无法保障国家的长远健康发展。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能够有效弥补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的不足，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也是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视域下，公共治理效能的提升途径

（一）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1.构建完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法规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的基础保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法治化，就要树立法治思维， 运用法治方式，推动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有序参与[12]。厉行法治，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快构建起科学完善的法制体系，为社会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推动法治程序的完善，将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权责明确下来，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发挥法治的价值引领作用，充分实现法治的价值理性，引导社会治理主体培育起法治精神，加强公民们的法治教育，在全社会培养起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法治精神。同时，通过法律合理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提高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只有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机制，用法治的方式化解各类社会问题，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与执法必严，才能切实有效地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降低治理问题的发生几率，并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2.构建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要“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良好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必然会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构建有效的风险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保证社会的整体稳定。构建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一方面要不断强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有效疏导公众焦虑，降低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同时不断拓宽公众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构建畅通有序、合理的民众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弱势群体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 保障不同群体平等的话语权”[13]积极引导和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要构建多样化的矛盾化解机制，要建立起差别化的矛盾化解机制。是否具有完善有效地化解矛盾的社会机制以及能否将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是衡量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指标[14]。因此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要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需要完善信访制度，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1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推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耦合，通过多元治理主体间和有效协作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限，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首先就政府层面而言，一方面要求政府进行职能改革，横向上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市场参与到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来，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同时还要求政府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社会公众赋权，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在纵向层面，首先要发挥中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方向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引领多元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适当将治理重心下移。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16]。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必须赋予区县相关职能部门、街道组织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等更多的治理权，激发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二）普及先进治理技术，构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1.运用先进的治理技术

以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为代表的先进治理技术能够提高信息采集效率、信息筛选效率以及信息利用效率，是提高社会治理精确性和时效性的关键所在。同时，先进治理技术的运用与普及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源支出，降低社会治理总成本。基于此，必须大力推动社会治理技术的更新迭代，依靠先进治理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同时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必须努力克服本位主义，在整体性思维的引导下，构建开放共享的信息系统，消除信息孤岛，通过协作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效率。

2.构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人是实施社会治理的主体，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必然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社会问题盘根错节的新治理环境。打造专业化的社会治理人才队伍，要求党和政府在尊重和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适当加大投入，吸引和培育专业化的社会治理人才，提高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通过系统性的培训掌握先进科学的治理知识和技术，掌握专业化、科学化的社会治理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培育公共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崇高的地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17]。在构建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不必须不断坚持改善民生，做到发展惠及人民，坚持社会治理成效由广大人民群众检验。以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精髓在于公共性的实现。实现社会治理的公共性，一方面要求政府积极搭建社会治理的公共平台，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精神是指“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執行。公共精神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18]。”“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 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19] 。”从学者们对公共精神的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精神它所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公共精神蕴含着对文明、互助、责任以及奉献等道德情操的追求。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和谐互助的良好氛围。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水平高低，衡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助于构建和谐而稳定的社会心理体系，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培育公共精神是一个潜移默化，并影响深远的工程，需要持续性地弘扬与宣传公共精神，培育优秀的公共文化，积极鼓励并正确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具体而言，要培育社会公共精神，首先要推动理念的转变，充分认识到公共精神的培育在实现现代化多元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去，建立和完善公共精神的培育机制。其次，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纳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建设与社会伦理规范建设中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弘扬公共价值，加快形成崇尚互助、奉献、友爱的社会公共价值体系。最后，要不断强化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体系，推动政策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只有不断培育社会公共精神，才能鼓励更多的公民和社会组织自觉自愿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并有效地提高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