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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都市农业的现状和问题实用篇一

摘 要：信阳市位于中国主要粮食产区江淮地区，是一个农业大市。发展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的农业发展模式。在此探讨寻找一个合理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和路径，以期为信阳现有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简介：侯昌 （1987-），男，汉族，河南平顶山人，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的发展，紧跟国家政策信阳农业发展经历了多个发展模式。农业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科技的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织。近年来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在拷问着每个国人的灵魂。寻找探讨一个合理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和路径，营造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让人们吃上放心食品，促进本地农业发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人民的职责所在。

一、生态农业的概念

生态农业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土壤学家沃艾伯奇（w albreche）与1971年首次提出的，后由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w k worthington）于1981年进一步完善，并定义生态农业为生态上能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的，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系统1。

二、信阳农业发展现状

（一）信阳土地资源简述

信阳市土地总面积为18908.3平方公里.。全市土地资源具有以下特点：土地资源类型多样。全市地形错综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垄岗、平原和洼地俱全，并由南向北呈阶梯状分布，具有综合开发优势。据统计，全市土地开发利用率目前已达92.5%，土地垦植率已达43.2%，耕地复种指数达140.1%；宜耕地基本得到开发。

（二）信阳农业发展的现实性困境综述

传统农业生态结构缺失，主要表现在生态性缺失，农业污染已成为地区最大的污染源。农户经营规模小，在市场中缺少话语权，信阳是一个农业大市，也是一个农民大市，农业主要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人均耕地少，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耕作方式单一，缺少多元化，主要以种植茶叶、水稻、花生为主。农民的合作结构性组织缺失，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无力应对大市场对其生产和经营的压力2。

三、信阳生态农业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探讨

基于信阳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为了更好的发展生态农业，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做出调整，寻求适合信阳市生态农业发展的最优模式和路径，调整农业布局，改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关系，采用生态种植，立体共生以及观光等模式，结合信阳市自然及社会经济状况，更好的发展生态循环经济3。

信阳毛尖的自然条件优势。信阳茶区处于高纬度地区，具有适宜茶树生长和形成优良品质茶叶的自然条件。这里四季分明，森林密布，雨量充沛，云雾弥漫；土壤深厚疏松，腐殖质含量较多，肥力较高，ph值在4.5-6.5之间。而且茶树多分布在海拔300至800米处的高山区，太阳迟来早去，光照不强，日夜温差大，芽叶生长缓慢，持嫩性强，具有炒制优质绿茶的天然资质。

为了保障园艺事业的发展可以建立立体生态茶园建设。茶园下建立观光的农田水利，茶园里开展生态种植观光休闲游，既立体利用光热水资源，又可以拓展产业链条、茶产品开发、观光等方面，公司加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等。

（二）信阳西部和南部建立生态园模式

信阳西部和南部是由桐柏山、大别山构成的豫南山地，面积近7000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36.9%，适合生态园模式。生态园模式是在土地承包经营、一家一户农民自己组织生产的基础上，以自然界微生物——植物——动物的生态大循环为基础，通过生物链的形式把它们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生态养分在家庭内部的循环利用。生态家园建设是集微生物利用技术、新能源技术、立体种养技术、农业保护技术于一体的农产品生态技术。生态家园生产模式加强了微生物在生物养分大循环中的作用，体现了生物产品的循环利用和增值，是经营者得到了自然地、无害的优质动植物产品。如下图，普及这种模式可达到节约型农业发展的目的，保障了群众利益也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

（三）发展家庭农场模式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33地区家庭农场6670多个，信阳罗山县成河南唯一试点。家庭农场农业往往从事的是大规模生产。农场拥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生活设施，不少种植园不仅有农业和运输机械，还有园内的道路系统、农产品加工厂、农机具维修厂、供电供水设施。

在家庭农场发展下，农村土地可以得到更充分科学合理的利用，使农民专业化，生产科学高效化。家庭农场是时代的产物，符合时代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会为社会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四）建立以“南湾湖”和“鸡公山”为中心的观光生态模式

南湾湖发展生态观光园的优势。农业生态园是采用生态园模式进行观光园内农业的布局和生产，将农业活动、自然风光、科技示范、休闲娱乐、环境保护等融为一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5。

建立以鸡公山为中心的生态观光园具体措施。在鸡公山风景区生态观光园中，应充分利用鸡公山丰富的山、林资源。发挥得天独厚的避暑优势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建立起休闲、避暑、学习于一体的特色生态模式。发展鸡公山观光生态模式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相信鸡公山模式可以取得好成绩。

四、生态农业的发展对信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生态农业发展对相应人群的影响

种植茶叶的地区，人们可以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科学管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建立生态园农业发展模式的人们可以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使生活有规律，提高生过质量。进行家庭农场的人们，可以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探索这一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是自己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国际接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建立观光生态模式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发挥当地的资源环境优势，使自己的景区更具特色，从而是自己从中受益。

（二）生态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生态农业是以农业基础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发展生态食品、工艺品加工业等；根据当地的文化特征，提供优质服务，发展生态旅游；同时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与周边地区建立生态经济往来，实现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是环境得到合理科学有效地保护。

结 论

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城镇化发展是一个互动发展的过程，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发展生态农业，保证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有效发挥生态农业对城镇生态环境的良性影响，协调人、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最终实现地区城镇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参考文献：

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都市农业的现状和问题实用篇二

摘要：河北永清县政府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通过对永清县政府基于“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实践展开研究，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建议。

1 永清县在特色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永清县政府在推进“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应制定严格的法律确保模式运行，加大政策法规的落实力度，协调好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在推进模式运行的过程中，要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积极利用相关龙头企业的力量，提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推进科学技术融入到模式运行全过程。大力发展农户宣传教育，发挥公共服务功能;加强市场监管，维护龙头企业、农户的合法权益以及基地的正常运转。做到恢复治理与开发并重，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实时监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

2 推进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

永清县政府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倡导龙头企业、基地和农户共同努力，将永清县建设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县。

2.1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下的生态观光农业

永清县政府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引导龙头企业建设基地为农户提供培训和种植农作物、加工农产品的场地，农户的工作不单是劳作，也开始接待游客，目前永清县每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次。位于永清县韩村镇杨家营村的廊坊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北美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以来带动周边约10万亩土地发展，约8万农户增收致富，永清县政府积极倡导企业创建科技园基地，农户在基地接受种植技术培训。永清县政府引导杨家营现代农业观光采摘园10个景区加入了“京津冀旅游一卡通”的队伍，在打造一个具有种植、采摘、休闲观光以及科普教育多功能的现代生态观光农业园上做努力。

2.2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下的现代科技农业

永清县政府按照“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先后建成恒都美业、海泽田、新苑阳光、盛世福地等一批发展高端种植技术的现代农业园区。永清县政府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将无土水培技术引入当地龙头企业中进行水培蔬菜的研发种植，新苑阳光现代农业产业园水培大棚基地内的水培蔬菜，韩村镇东营水体生态景观农业科技园的棚基地内的水芹菜，创新研究的循环暴氧种植技术，实现科技园和农户的收益提高。永清县政府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在永清县共建中法农业科技园。农户成为美盛农业园的农业产业工人，不断研发符合永清县特色的农产品和新技术，共同探索出永清县乡村振兴与现代科技农业结合的新道路。

3 存在问题

永清县政府在推进“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中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带动农户发家致富，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3.1 统筹规划不合理

永清县关于土地发展规划方面的相关政策文件数量明显不足，土地规划文件中的内容缺乏针对性。基地规划存在耕地流失现象，缺乏对土地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对土地物理性质、环境承载力以及周边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专业性分析。在实际永清县龙头企业引进的过程中，侧重投资短期内回报率较高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永清县生态农业发展结构趋同，其中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最为突出。因为存在逐利性行为，使得一些地区的旅游观光农业并没有考虑到本地区环境的承载力，且在基础设施上存在着与其相邻地区相似的现象，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重复性强，资金利用率低，各乡镇之间存在内耗的问题。

3.2 监督管理不到位

政府作为监督管理主体，对进驻永清企业的资格审查工作，如企业信用资质、投资目的和投资项目等方面缺乏准确判断。对于已入驻的龙头企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与引导力度不够，对于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缺乏相应的纠正对策。在基地审批建设中，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工作不到位，例如永定河故道周围两侧的沙质土壤水土流失严重，实际开发中忽略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对于基地中生产设备的环保措施相对缺失，设备及相对应的资源利用率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都缺乏相應的统一标准，政府对于污染净化设备的资金补贴力度较低。在对市场秩序的监管过程中，主要问题是农企利益分配冲突时市场秩序被破坏。政府作为受益范围之外的主体，在维护双方利益和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其政策制定及具体行动上存在缺失，从而造成企农双方利益都存在受损的现象。

3.3 公共服务不配套

永清县政府吸引龙头企业的宣传力度不够，除了通过政府官网的信息公示之外，缺少更有力度的吸引龙头企业的渠道方式。在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政府性信贷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规定与方案制定与实施不及。而在基地的运作过程中，永清县政府过多的强调监管工作，不能单靠龙头企业管理基地的运行。此外，在推动基地运行的配套设施建设方面，政府投入的资金支持力度还不够，规划缺乏长远性，例如公路等交通线路的建设，数量少且综合利用率较低;在基地的科技性建设与发展方面，对于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高科技设备引进的资金补贴力度较小;在新型生态农作物引进与开发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使得基地过分依赖地方资源;在新品种的试验、培植等方面缺乏引导性。另外，政府对于农户的思想教育及技能的提升关注力度不够。

4 对策建议

4.1 因地制宜优化发展战略

永清县政府要提供充分的政策保障措施，通过制定土地保护政策和科学的发展规划，合理开发土地;实施区域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做到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发展。针对于不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的地区，政府积极挖掘本地区其他自然资源，积极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针对于土地资源较为欠缺的地区，政府要通过引进相关龙头企业，充分吸纳资金，积极推行“土地银行”举措。针对于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的区域，政府要充分结合当地土地的物理性质、面积规模、市场需求及政策法规等方面，实行“一村一品”制。县农业局应当通过聘请专业的设计企业，再结合永清县地理位置、环境状况、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人口素质等因素，综合考虑后因地制宜地设计符合永清县特色的农业发展区，并且在区域中形成配套的基础设施，提高资源与资金的利用率，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发展区。

4.2 加强政府监督力度

在进驻本地的龙头企业选择上，永清县政府一是要加强审查龙头企业的资质，二是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企业。对于引进的龙头企业要对其进行相关的管理与监督。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供配套政策，如退税优惠政策、政府补贴政策、建立专项项目资金等;拓宽融资渠道，可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贷款;积极吸引外资投入，与商家合作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另一方面，对于龙头企业投资基地的设备进行质量检测，严禁高污染高浪费设备投入运营，同时对于基地中排污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预防与治理双管齐下，保护土地资源。另外，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出台违约惩罚政策，按照制度规定进行相应处罚。

4.3 大力扶持公共服务

永清县政府要拓宽吸引龙头企业渠道，通过参加招商会、去龙头企业调研参观等方式，吸引龙头企业入驻永清;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设配套的公共设施;引导企业配备资源利用率高且污染小的现代科技农业发展设备，推动基地的科学可持续发展。此外，永清县政府要加强对于农户的管理力度，不断提高农户素质。通过试点对农户进行诚信教育，建设试验基地的同时建立电子化的网络体系，使相关负责人更加清楚农户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在强化农户诚信意识的同时，要注重培养新农人才，通过与廊坊农科院、河北农大等省内外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引进专业人才来永清县指导农户种植，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5 结语

面对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势在必行。永清县作为农业大县，充分利用当前农业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基于“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发展成为农业强县。

作者简介：吴晶（1994-），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付晨曦（1996-），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于霞（1963-），党总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领导科学、农业现代化等方向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后党领导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4bdj027）。

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都市农业的现状和问题实用篇三

摘要：都市型园艺产业作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复合型、应用型园艺专业人才培养。北京农学院园艺专业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客观需要，结合学生多元化需求，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改革、课程体系优化和实践教学平台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总结了都市型现代农业园艺人才培养的实践效果，以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园艺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其消费需求逐渐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向精神文明和享受型消费升级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与升级要求与之相应的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农业提出了多元化的服务要求，传统的农业已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实际需求。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些大城市郊区农业率先从城郊农业逐步过渡到都市农业阶段[1]。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高级阶段，是依托城市发展战略和需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设备，建设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形态，其特点是在“生产性功能”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生活性功能”、“生态性功能”和“示范与教育功能”[2]。目前，都市型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农业的主要发展形态[3，4]。园艺专业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研究果树、蔬菜、花卉的育种、栽培、生理等理论与技术的学科，在农业产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农业产业相比，其产业发展水平、技术投入和生产效益等方面更具优势，更适合走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园艺产业产值约为种植业总产值的45%，其中江苏、山东等地已经达到70%，但与发达国家靠技术和资本挣钱相比，我国园艺产业还停留在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挣钱的水平[5]。都市型现代园艺产业作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急需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为支撑。北京农学院作为北京市属高校中唯一一所本科类农林院校，自1994年设立园艺专业以来，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客观需要，经过2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已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园艺人才培养模式，为京津冀园艺产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对园艺产业人才培养提出新需求

北京山区面积占62%，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及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北京不仅不能没有农业，而且要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北京将建成全国都市农业引领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高效节水农业样板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区，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6]。未来北京农业格局中园艺产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规划发展蔬菜70万亩、果树100万亩，并打造一批基础设施完善、景观优美、文化主题突出的休闲观光农业园，辐射带动150万亩农田景观建设[6]。因此，首都园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需要“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复合性”和“实用型高技能”等不同层次的人才支撑，尤其需要具备第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力的综合素质型人才。园艺产业发展需求的转变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更加注重综合能力培养：在理论知识培养方面，要求高校为学生开设具备园艺植物、环境、经济、管理等领域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在专业技能培养方面，要求高校要强化学生规划设计、生产销售、运行管理等专业技能的培养;在能力培养方面，要求高校加强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以创新思维方法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卓越园艺师”培养计划

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施“3+1”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农学院园艺专业自2011级学生开始实施“3+1”人才培养模式，即用3年时间在校内完成基础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相应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的基础上，用相对集中的1年时间在校内外人才培养基地和人才需求单位进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7]，强化学生运用综合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缩短社会适应期，紧密结合行业和社会实践，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复合应用型都市型现代园艺产业人才。

2.实施“卓越园艺师”培养计划。依据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北京农学院园艺专业在“3+1”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植物生产类专业特点和国家职业鉴定对园艺师的考核要求，自2011级学生开始实施“3+1”卓越园艺师培养计划。“3+1”卓越园艺师培养实行导师制，由导师负责学生全学程的专业训练、科研训练、毕业论文、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以及人生规划与就业。“3+1”卓越园艺师培养实施方案包括理论教学体系、实验教学体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科研训练与毕业论文。实践教学体系分三阶段进行：基本技能训练阶段（导师熏）、专项技能训练阶段（专家带）、综合技能训练阶段（协同育）。通过卓越计划的培养，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学农、爱农意识的培养，提升学生的园艺专业素养，培养学生的园艺产业生产实践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三、不断优化课程体系，搭建多层次实践教学平台

1.构建文理交叉、一二三产融合的课程体系。围绕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复合应用型卓越园艺产业人才培养目标，北京农学院园艺专业打造了公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跨专业跨门类的文理交叉、一二三产融合的课程体系。設置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选修课四个教学平台，其中公共选修课设置创新创业类、心理健康类、农林类、理工类、经济类、管理类、文法类和其他类8个模块，强化跨学科门类文理交叉的复合型知识学习。持续加大应用实践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培养，实践学分比例占总学分的40.05%，其中实验学分为15.19%;依托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方案，设置由创新创业教育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三个平台课程和一个创新创业孵化平台构成的课程体系，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2.搭建多层次实践教学平台，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为满足园艺产业发展对高素质研发、生产、管理、销售以及国际化视野人才的需求，结合学生多元化的发展诉求，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多类型实践教学协同育人平台：一是针对就业需求学生群体，与首农集团、顺鑫农业、大北农集团等30余个企业合作，建立校外签约实践教学基地，先后聘请近60名校外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以此强化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针对性和质量;二是针对考研需求学生群体，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等在京科研院所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实培计划”、“双培计划”项目和交换生项目，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打牢学生继续深造的基础;三是针对出国留学需求学生群体，学院与英国皇家农业大学合作，开展高水平的人才交叉培养“外培计划”项目和中外“3+1”联合培养项目，搭建国际化人才培养途径，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思维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园艺人才。

四、人才培养成效

1.教改成果得到广泛认可。围绕园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提高专业核心课程质量，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对教学方式方法进行改革，有效推动课堂“教学目标导向”逐步向“学习目标导向”转变，注重学生学习主体意识和学习效果的评价。经过多年实践，《都市型现代农业特色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和《面向都市型现代农业需求，改造植物生产类传统专业》等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园艺专业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特色专业，并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实行本科一批次招生。近三年，园艺专业教师开展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8项，发表教改论文10余篇，出版省部级及以上规划教材4部。

2.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近三年来，共选派13名优秀本科生赴中国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参加“双培计划”和交换生项目，并进行交流学习。园艺专业学生在全国、北京市大学生“挑战杯”、数、理、化、英语以及各专业学科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1项、省部级奖项16项，其中各类专业竞赛获奖20余项，学生一次性四级通过率由41.8%提升到53.8%。每年有30.58%的学生参加省部级以上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或参与到教师科研项目中去;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7篇、申请专利4项，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3.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近五年来，园艺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其中行业内就业率由以前的28.5%提升到70%以上，学生就业单位包含园林绿化局、北京市昌平种子管理站、北京市气象局、北京市顺义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以及各类设施类、园艺类公司，就业质量不断提高。考研率不断上升，由2014年考研率14.93%提升到2018年的44.44%，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有14名学生通过“3+1”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和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实培计划”项目出国留学。

参考文献：

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都市农业的现状和问题实用篇四

内容提要：本文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着重从成员构成、制度规范、经济支持和权力体系四个方面对昆明市城郊宝华寺个案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代丛林的成员模式呈开放性特征，丛林内形成了僧人群体与俗众群体共同构建的制度化共命关系；
丛林组织在现代建构中虽然采用了多元化的经济形式、网络技术等现代手段，但如果注意保持其宗教的神圣性，丛林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丛林权力体系的现代建构有科层化的特点。

作者简介：徐祖祥，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林邦誉，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对丛林的制度载体——百丈清规进行研究，这种宗教学视角的研究虽然能够加深人们对传统丛林的认识，但是却显示出了学术界对当代丛林组织模式重视不够。丛林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丛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其组织模式是如何构建的，这是值得进行认真挖掘和探索的。宝华寺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六甲乡六甲村，相传为明代临济宗第23代祖师古庭禅师的弟子净伦法师所建。后多次毁于战火和地震，并多次重建。新中国成立后，宝华寺曾一度荒废，后在崇化法师的努力下，于2001年重建。本文拟通过对此个案的研究，揭示当代边疆地区都市城郊丛林组织模式现代建构的形态特征，以及丛林组织模式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及其对丛林发展的影响。

一、多部派共存与僧俗同构的成员模式

从宝华寺的现状来看，当代丛林的成员模式呈开放性特征，丛林内多部派共存，与传统丛林的相对封闭形成鲜明对照。宝华寺的僧团组织中除了汉传佛教僧人外，还有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教派的僧人。宝华寺目前总人口为79人，其中寺内注册僧人有21人，余者为俗众群体。僧众群体中，有汉传佛教僧人14人，藏传佛教僧人2人，南传佛教僧人4人。汉传佛教僧人中，多数为寺院重建后出家，1人为现任主持崇化师傅在大理鸡足山时即为之授戒，后随崇化师傅来到宝华寺。寺内的两个喇嘛(摩梭人)曾在安宁佛学院读书，后受时任安宁佛学院的名誉副会长崇化师傅的邀请来到宝华寺。南传佛教的4名僧人则是通过讨褡来到宝华寺。

早期丛林的组成成员以禅宗僧人为主，后来发展为汉传佛教各个宗派的寺院均称丛林。丛林发展到今天又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保持传统单一的汉传佛教僧人成员结构。宝华寺丛林受地方佛教传统的影响，寺内不仅以汉传佛教僧人为主，还吸纳了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僧人。这既是佛教地方性传统渗透的结果，也是佛教发展到现代的开放性特征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当代丛林组织并不只由信徒构建，而是由信徒和非信徒同构的。宝华寺除常住僧人外，尚有58人属俗众群体，占了寺内总数的73.42％，大大超过寺内的僧众群体。其中包括管理委员会居士3人，梵音乐团11人，僧服厂2名裁缝和2名女工，厨房1名男厨师和4名女助理，诊所3名医生、1名护士、1名药房工作人员和1名负责人，总务处1名主任和5名工作人员，守堂义325人(包括观音殿2名义工和般若讲堂3名义工)，善法堂工作人员1人，财务科工作人员2人，保安8人，宝华寺赡养的孤寡老人6人。马副会长为官渡区佛教协会副会长，但是他长期在寺内从事管理工作，事实上已经是宝华寺的重要一员。可见，僧俗同构已经是宝华寺成员模式的一大特征。

宝华寺作为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存在着信仰的群体，但也存在非信仰群体。宝华寺内除僧人外，不仅有在家信徒，而且有非信徒。寺内俗众群体的58人中，有27人为信徒，另31人为非信徒。加上21名僧人，信仰群体人数共有48人，超过非信仰群体人数，但是非信仰群体在寺内占了39.24％。部分在家信徒进入了寺内的中间管理层，参与管理寺内的世俗性事务，如有3名居士是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可见非信徒群体不仅已经渗入丛林组织，而且已经制度化为丛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仰群体和非信仰群体是共同构建宝华寺组织模式的两大群体。非信仰群体主要分布于保安、财务科、厨房和诊所等职业部门。一般认为，宗教组织是“一种与统一的宗教信仰目标与行为体系相联系的、共同遵照一定的制度规范的信仰者所结成的社会群体”。但宝华寺丛林组织不仅允许有不同信仰的员存在，而且由职业队伍组成的非信仰群体介入了寺内的非宗教性事务。

二、圣俗分别的规范结构

宗教组织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一旦建成，就必须依靠一定的制度与手段加以维系。佛教丛林也不例外。本文拟分神圣规范和世俗规范来研究室华寺的制度结构，神圣规范主要约束的是僧众群体，而世俗规范主要约束的是俗众群体。

从宝华寺来看，其丛林制度不再是传统建构丛林的单一制度模式，丛林规范的结构和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过去丛林的规范主要由汉传佛教的戒律和清规构成，现今宝华寺的戒律已包括了佛教三大教派的教戒(参见表1)，且除了保留传统丛林清规的同时，寺内又制定了《六甲宝华寺共住规约》和《宝华警语》作为约束寺内僧众的文本。《六甲宝华寺共住规约》共15条，是针对寺内僧人而设的。《六甲宝华寺共住规约》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基本一致，只是少数条文略有出入，这反映出当代丛林存在一定的相通性。通观全文，可以发现该规约针对不同的越轨行为以及违犯程度的轻重分别设置了批评教育、免职、照价赔偿、不共住等处罚措施。最严厉的当属不共住，而较轻的就是批评教育，免职的处罚措施主要针对在僧团内担任相关职务的成员。《宝华警语》为崇化师傅所制，主要教导僧人如何正确处理与居士的关系，在寺内的起居规则，以及宗教仪式时的个人举止，尤其是法器的执持规范。关于宗教仪式的规则在篇内占据一定分量。全篇主要是教诲和引导性的。《宝华警语》对宗教仪式的特别规范，主要体现出宗教仪式在佛教宗教活动中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通过制度宗教的主持者的文本制定而得到具体展现。制度宗教的主持者的权威设定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种仪式的严肃性，使得仪式操作者在实践中有规可循、有距可依。

而可靠的)和开放的，他们能适用于无数情景。”如果建立一项制度能够从宏观上对整个寺的成员的言行进行规范，就能弥补目前制度建设只涉及到部分群体或部门而忽略了其他群体或部门的不足。这项制度因为它面对的是整个寺的成员，因而它的条文建设应当能够充分体现出对寺内成员要求的共通性。这样才能够为丛林未来的规范化管理提供可操作的制度依据。

寺内约束俗众的各种规章制度的设立，说明世俗规范已经被制度化为丛林内部规范结构的重要内容。这种共命关系是早期丛林所无，也是丛林发展到现代社会所展现出来的重要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丛林的成员模式已经由原初的僧侣一体结构转变为僧俗共建的成员模式，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丛林的制度规范不得不采取相应调整以适应当代丛林的现代化建构。显然，将宗教性事务与世俗性事务进行制度化区分有助于寺内事务的合理化管理。由此可知，宗教组织可以通过制度化程序将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共同纳入整个体系之中。这种模式是信徒与非信徒一道进行互构的制度化共命结构。

三、多元化的经济支持与宗教神圣性的保持

丛林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形态，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星云大师认为，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等。寺庙经济在当代台湾佛教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种产业的经营无疑能够促进寺院的发展，但是寺院毕竟是宗教场所，正如e.埃里亚代所说，“一个至圣的或者神社的场所，是与世俗场所相区别的，因为这是至圣者的居所。在这样一个场所的行为以其特殊的纯洁和崇敬为特征，与那些世俗场所的行为迥然相异”。如果神圣的宗教因素被世俗因素所超过或替代的话，那么宗教场所的神圣性便是值得怀疑的。如何在世俗因素与神圣因素交织的情况下保持宗教场所自身的神圣性应当是宗教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从宝华寺的产业经营情况来看，寺内的世俗经营基本上不以谋利为根本目的。宝华寺的产业经济包括属于第一产业的农业、林业，属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僧服厂)，属于第三产业的善法堂经营、住宿、餐饮、医疗和网络商业。宝华寺在附近的玉珍山种有60亩水田、100亩菜地、10000棵果树，2008年又加种了200多颗核桃树。僧服厂主要是从事服装制造，除了为僧人制作僧衣外，还对外销售。善法堂销售产品有佛经、佛书、佛教影像资料、油灯、佛像、神像、僧衣、佛珠、檀香等。寺内对外提供住宿，一天5元，与昆明市的住宿价格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食堂对外一餐2元，其低价与昆明地区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诊所的情况更为特殊，穷人看病全部免费，信徒看病只收药品成本费，凡是看病所开药品为药商捐赠都是免费的，对其他来访病人只收取适当的费用，因此基本上是福利性质的。网络商业主要是在网上销售部分物件，其中宗教性产品仅11类，占全部产品总类约17％，而非宗教性产品则占了83％，但销量很小。此外，寺内设有8个功德箱，多数设在信徒经常出入礼拜的殿堂。寺内也接受信徒的捐物，居士捐物大多以饮食类物品为主。一般认为，布施一功德观构成了佛教经济活动背后的宗教逻辑，正是这种观念促使部分信徒积极地向寺院捐款捐物。在当今寺庙自养的过程中，信徒的捐款捐物对寺庙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有一定的支持和援助作用。因此，宗教场所神圣性的保持在于能够很好的保持低程度的世俗性，各种世俗性的经营应当是围绕宗教活动展开。

另一方面，寺内的宗教活动本身即是向信徒和普通大众推销宗教文化的一种宗教经营活动。宗教活动大多是汉传佛教僧人针对其信徒而设，主要有孔雀明王经法会、讲经说法、盂兰盆会、水陆法会、打七等。《孔雀明王经》诵持由香港某团体的礼请而在寺内举行。《孔雀明王经》全称《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属于唐密经典。讲经说法主要是为了提高信徒的佛学素养和促进信徒进一步修证而设置的。每周星期日上午由方丈讲解《大方广佛华严经》，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中午由监院讲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宝华寺还定期举行盂兰盆会和水陆法会。寺内的打七主要是为在家信徒设置的，寺僧主要负责活动的指导和管理。除了打七的收入是在家信徒发心捐款外，其他种类的宗教经营都有明码标价。这反映了在佛教丛林组织的现代建构中，虽然采用了多元化的经济形式、网络技术等现代手段，但如果注意保持其宗教的神圣性，主要从事宗教经营而不走完全商业化的道路，丛林在现代社会中可获得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宗教场所神圣性的保持在于能够很好地保持低程度的世俗性，各种世俗性的经营应当是围绕宗教活动展开的。只有将世俗性经济保持较小的形态才能促使神圣性在寺内得以良好的发展。

四、直线职能型的科层化权力体系

虽然传统的请职制度等制度在宝华寺内得以继续延续，但是丛林内部已经不再保持传统丛林那种单纯的僧人权力体系，而是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宝华寺来看，方丈处于整个寺院权利体系的核心，统领僧俗两众。寺内的组织结构按可按僧俗两众的格局来划分。僧团由八大执事来管理，八大执事以副寺和监院为首协助方丈管理僧团，客堂由僧众的知客师负责。俗众由马副会长协助方丈管理，马副会长同时还负责僧服厂的部分事务，财务科主管为h主管，诊所由l居士负责，总务处有z主任负责，梵音乐团由团长负责。其组织层次可分为基层、中间管理层、最高管理层(方丈)这三层，管理的层次比较少，而且各个部分都有相关人士负责进行业务指导。这主要跟宝华寺目前的组织规模不大有一定的关系。其组织纵向结构呈扁平型结构，这种结构因沟通的中间环节少，时间短，有较多的分权和较少的控制，有利于发挥下级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宝华寺这种组织类型既有直线制的特征又有职能型的特征，属于直线职能型。直线职能制吸取了直线制和职能制的优点，并克服其缺点。它设置了两套系统，一套是按命令统一原则组织的指挥系统，另一套是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的职能系统。这里的职能管理人员是直线指挥人员的参谋，职能是对下级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可见宝华寺这种直线职能型的特征表现在以方丈为中心，通过特定的中间管理层协助方丈维护宝华寺的正常运作。这样既不会出现权力分散的情况，而且能够在这种组织形态下，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寺内的各种关系。

同时，宝华寺权力体系的现代建构还存在科层化的特点，表现为科层化的部门和正式群体的结合运用。科层制的最早提出者马克斯·韦伯指出科层制具有以下特征：个人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有服从官职的义务；
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中；
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
根据契约受命；
采用固定的货币薪金支付报酬；
把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
可看清自己的前程；
工作中完全同“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个人不得把职位占为己有；
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从宝华寺的组织结构来看，可以发现寺内既有科层化的部门，也有科层化的正式群体。宝华寺的梵音乐团、保安、守堂义工、僧团都是根据自身的特点而设置的，虽然不是其正式的部门，却是其正式群体。这种非部门的正式群体在寺内的合理存在反映出了当今丛林的科层化的特征。宝华寺的科层化管理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僧管僧、俗管俗”，除了方丈统领大众兼管僧俗两众外，寺内僧俗两众权责分明，不得越权。下面对僧俗两众与管理阶层的分层关系进行列联表分析。

根据列联表统计量c″的计算公式得出c″=10.449，c″=10.449＞c″0.05(2)=5.991，可见僧众、俗众的群体分化与寺内阶层分层存在相关关系。根据列联表1系数的计算公式得出1系数=0.643，可见僧俗两众的群体分化与寺内阶层的分布存在强相关，以此来解释寺内阶层的分布可以减少预测误差的64，3％。通过调查发现，世俗群体介入寺庙管理不仅有本身信仰佛教的护法居士如马副会长、l居士等，同时也有像z主任、h主管这些非信教成员。他们处于宝华寺的中间管理层，主要从事自己的专项业务工作。可见与世俗群体共建制度化的共命关系不仅包括信仰成员，也包括非信仰成员。通过对宝华寺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丛林组织模式现代建构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即丛林内科层化的部门和正式群体的互构才使得寺内各种宗教活动更加有序化和规范化，这种组织化特征对教义的传播和仪式的维持在现实中起着很大支撑作用。

(责任编辑郑筱筠)

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都市农业的现状和问题实用篇五

摘要：大数据农业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新型发展模式，它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农业资源同互联网技术结合，整合民族文化资源、休闲资源、健康养生资源、旅游观光资源等多种资源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完善的大数据基础设施、舒适的自然生态环境、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为贵州大数据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通过实地调研，贵州的民族文化资源、休闲资源、健康养生资源、旅游观光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较强的差异性。根据资源禀赋差异，贵州大数据农业主要有3种模式：依托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的“互联网+智慧农业”模式；整合民族文化、农耕风情、健康养生资源、旅游资源等多种资源的“020+农业景观消费”模式和“生态农业庄园”模式。

关键词：贵州省；资源禀赋；空间分布；差异；大数据农业；模式

中图分类号： f327文献标志码： a

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互联网+现代农业”概念，为发展大数据农业创造了机遇。随着大数据战略的逐步推进，贵州发展大数据农业的条件已经具备。根据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选择适宜区域农业发展的大数据农业模式，是实现贵州山地农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农业跨越的重要机遇。

1文献综述

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从来就不是均衡的，关于资源禀赋理论的研究其实就是基于空间分布差异的视角而进行的。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1]、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2]，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3]（h-o理论），其共同点都是如何利用两国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而调整策略，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贸易利益最大化。在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学者们虽然一直致力于资源禀赋方面的研究，但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到20世纪90年代，杨小凯和博兰在基于资源禀赋研究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研究[4]。根据资源禀赋进行产业规划的研究，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5]、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6]、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学说[7]、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8]，到林毅夫的农业后发优势理论[9]，也都是根据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农业的生产模式、农产品的销售模式、农业的产业转型都发生了变化。关于大数据农业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陈良等提出以特色农业信息化促进大数据农业建设[10]，张永强等认为大数据农业应从完善农村电商模式开始[11]，陈红川提出大数据农业就是生产领域的智慧农业、流通领域的电商模式以及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等[12]。

综上所述，大数据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新型发展模式，借助“互联网+”，运用物联网技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农业的精确生产，运用大数据平台，深化农产品销售的电商模式，构建农户、农产品种植、农业企业、市场四位一体的产业链模式。结合资源禀赋特征，贵州大数据农业应该是基于特色农产品的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工坊，实现特色农业的工厂化生产和农产品的网络化销售。同时，鉴于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药材、温泉等资源，大数据休闲农业应成为贵州大数据农业的模式之一，借助“互联网+”平台，将民族文化、休闲观光、健康养生同特色农业有机整合起来，构建“生态农庄+文化旅游+农耕体验+休闲养生”等多位一体的大数据农业综合体发展模式，共同推动贵州大数据农业的发展。

2贵州农业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

2.1贵州各区域农作物资源禀赋概况

贵州农业资源禀赋非常丰富，农作物品种多样。为便于统计，本部分以行政区划作为区域。贵州行政区划包括铜仁地区、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地区、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地区、贵阳市。各地（州、市）的农业资源分布情况见表1。

区，并以此为基础和借鉴，扩大大数据农业的范围，逐步推进贵州农业的信息化、现代化和服务化。据此，贵州大数据农业资源禀赋主要有特色农产品、中药材、民族文化、健康养生资源等4类。

2.2.1特色农产品资源贵州特色农产品种类繁多，品质优越，最著名的有茶类、果类、菌类。茶类主要有毛尖、翠芽、硒茶、红茶、云雾茶、银球茶、苔茶、白茶、虫茶、石斛茶、苦荞茶等。果类主要有刺梨、蓝莓、油桃、猕猴桃、杨梅、香橘、文旦柚、脐橙、无籽西瓜、椪柑、金秋梨、野木瓜、核桃、花生、板栗等，其中刺梨目前仅在贵州山区生长。菌类主要有竹荪、三堂菌、香菇、花菇、银耳、木耳、大脚菇、奶浆菌、红菌、石膏菌、松菌、刷把菌等（表2）。

2.2.3民族文化资源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贵州总人口的37%。在长期的文明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各民族都有独特的节日、歌舞、民族工艺等。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节日有苗族、布依族的“四月八”、布依族的“六月六”、彝族的“火把节”、水族的“端节”等。民族歌舞有苗族古歌、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布依铜鼓十二调、布依八音坐唱、苗族芦笙舞、苗族木鼓舞等（表5）。

2.2.4健康养生资源贵州的健康养生资源主要是温泉，贵州的温泉主要分布在乡村，资源非常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有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贵州的粮食作物种类区域分布差异较小，而特色农产品（茶类、果类、菌类）、中药材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能种植，但在种类和品质方面存在区域差异。至于少数民族文化，除布依族、苗族、土家族聚居地相对集中以外，其余各民族几乎散居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布依族、侗族、苗族这3个民族的节日和歌舞最具影响力，民族工艺在数量和表现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水族的马尾绣独树一帜。温泉资源主要聚集于息烽、石阡、绥阳。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为大数据农业模式的多样化选择创造了条件。

3贵州发展大数据农业的条件分析

3.1基础设施条件良好

自贵州实施大数据战略以来，贵州省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宽带贵州”行动计划》、《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从顶层设计、行动方案、保障措施等方面对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制定了详细计划。依托观山湖区和贵安新区大数据中心，经过几年的建设，贵州互联网出省带宽能力已达到3 000 gb/s 以上，“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关键支撑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已初步建成，“7+n”云工程示范项目开始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贵州现已引进培育10余家关键支撑技术企业，近200家数据增值服务企业，近20家高端产品制造企业，大数据产业链骨干初步形成，通过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近千亿元[15]。除了良好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以外，贵阳—广州、贵阳—长沙—上海高铁的开通以及多条省际高速公路贯穿全省，使贵州融入全国高速网络，能够方便快捷的到达周边省份及东部发达地区。到2017年年底，将陆续开通贵阳—昆明、贵阳—成都、贵阳—重庆等高铁，届时，贵阳又将成为西南地区的高铁枢纽城市。良好的技术和交通设施条件为贵州发展大数据农业提供了保障。

3.2生态旅游环境舒适

贵州气候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大部分地区年均气温14～18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生物多样性突出，被誉为“公园省”。全省共有森林公园47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22个，省级森林公园21个[16]；风景名胜区53个，其中国家级18个，省级25个；自然保护区116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很多旅游名胜早已驰名全国，如梵净山、黄果树、荔波等。同时，贵州地处西南腹地，自然灾害少，无极端天气，有丰富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农耕文化，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条件，有利于贵州发展大数据生态农业旅游。

3.3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提升

随着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农村电子商务也逐渐开展起来，从2014年5月开始，贵州省政府启动“贵州省农村青年网商培训”项目，到2014年底该项目培训总人数已超过1 500人。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农村电子商务战略合作协议》，阿里巴巴不仅将10余个农村电商项目引入贵州，还将协助贵州省政府进行农村电子商务项目培训，助力贵州农村电商发展[17]。

截止到2015年底，贵阳市、清镇市、遵义县、凯里、务川县、贞丰县、印江县、修文县、思南县、关岭县、黔南州等都举办了农村电子商务培训活动，培训人员累计超过万人次，培训对象以农村青年为主，包括农村干部、农村党员等，培训内容不仅包括电子商务平台使用、电子商务基本知识，还包括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农产品包装、农产品物流等知识。通过培训，农村青年从农民蜕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农业从业者，成为贵州发展大数据农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4贵州大数据农业案例分析：好花红电子商务村

好花红电子商务村是贵州省政府在大数据农业领域中的主推项目，是大数据战略在农业领域中的典范。好花红电子商务村位于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镇是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之一，由原三都镇、好花红乡、甲戎乡合并组建而成，辖28个行政村，333个村民小组，303个自然村寨，以布依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是惠水县的主要粮油、蔬菜、水果种植区，是惠水特色水果金钱橘的原产地。

4.1惠水县农业资源禀赋

惠水农业资源禀赋非常丰富，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洋芋等，经济作物有花卉、毛豆、油菜、辣椒、柑橘、梨、李子、生姜、烤烟、中药材、黑糯米等。

除此之外，惠水还有很多野生动植物，野生动物主要有鱼类、蛇类、鸟类、兽类等，鱼类有大鲵、鳡鱼等18种，蛇类有平鳞钝头蛇等8种，鸟类有苍鹭、红隼等12种，兽类25种，其中猕猴、林麝、穿山甲属于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苏门羚、大灵猫、小灵猫属国家三类保护动物。野生植物主要有用材树种、淀粉植物等糖类植物、油料植物、药用植物等，用材树种有楠木、马尾松等27种，淀粉及糖类植物有金毛狗脊、槲蕨等17种，油料植物有胡桃、化香等23种，药用植物有扇蕨、冬虫夏草、天麻、石斛等700余种。

从2003年开始，惠水就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结合资源禀赋特征，以发展特色农业为突破口，建成了黑糯米、优质米、金钱橘等9大类农产品种植基地[18]。现在惠水是贵州省一年多熟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被誉为“中国金钱橘之乡”“中国黑糯米之乡”“中国优质米之乡”，拥有贵州高原上的“鱼米之乡”“小江南”等美誉。

4.2好花红大数据农业模式：大数据农业综合体

惠水农业资源禀赋丰富，农业基础好、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同时，惠水距离贵阳及周边县份较近，多条省际高速贯穿全县，方便农产品输出，因此，惠水大数据农业是以特色农产品金钱橘为龙头，整合农产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乡村旅游资源三位一体的大数据农业综合体。与“沱沱工社”、“赶场小镇”等专门从事农产品销售的电商平台不同[11]，惠水大数据农业不仅仅是将惠水及周边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去，还将投资者、游客、创客吸引进来，在惠水投资、旅游、创业，以电商为平台，实现惠水现代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

惠水大数据农业综合体以电子商务村的形式呈现。电子商务村占地面积40 hm2，建筑面积40万m2，分为民俗民风体验区、农特产品区、创意创业区、特色美食餐饮区等4个业态区域。以“互联网+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为核心，与百鸟河数字小镇相衔接，以“千户布依寨”为中心，整合农特产品、文化体验、特色餐饮、民族手工艺品、创意创业创客等资源，发展乡村回归游、民族文化游、农业观光游、农耕体验游、健康休闲游、电子商务游等布依风情旅游，实现产业聚集、产品聚集、创客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