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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越篇一
中国人寿，与国同寿。成立于1949年10月，总部设在北京。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96年分设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999年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3年，经重组改制，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设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及保险职业学院等多家公司和机构，业务范围全面涵盖寿险、财产险、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另类投资、海外业务等多个领域，并通过资本运作参股了多家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机构。
中国人寿，实力雄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仍然笑傲于保险金融行业的江湖之中。目前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寿险上市公司，一直是国内保险行业的领跑者，中国人寿的品牌也成为金融行业第一品牌。在2010年品牌价值达到955亿。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已连续8年入选《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排名由2002年的290位跃升为2009年的118位；连续3年入选世界品牌500强，位列第278位，是我国保险业唯一一家全球企业、全球品牌“双500强”企业；所属寿险股份公司继2003年12月在纽约、香港两地同步上市之后，又于2007年1月回归境内a股市场，成为内地资本市场“保险第一股”和全球第一家在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保险公司。
在保险行业中，中国人寿的注册资本是282亿，是中国保险业注册资本最高的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相当于太平洋76亿的近4倍，是平安保险的近13倍。中国人寿的总资产达占据了整个保险行业总资产的半壁江山，达到1.2万亿；相应的偿付能力位居保险行业之首，高达217%。从2002年开始，中国人寿已经连续8次登上世界财富五百强，并且从03年的290为上升到10年的118位。这些荣誉的获得来源于人寿的中国人寿是国内最大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由中国财政部百分之百控股，保证了其在国家投资项目中可以获得诸多的优惠政策。并且参与了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比如长江三峡、西气东输、黄河小浪底工程，投资近300亿元，年均回报率在10%以上。
并且拥有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有专业的投资运营集团，是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中国人寿秉承稳健的投资策略，稳中求进，持续盈利。重点投资固定收益。首先,中国人寿最大的投资是债权性投资，比如，投资南方电网350亿元，占其32%的股权；投资中信证券46.45亿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第二,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寿以参股的银行多达18家之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在其中，在银行股权方面的投资已超过200亿元。第三，09年开始,中国人寿已涉足房地产行业;并且,中国人寿的投资领域还涉及到海外市场, 于2008年3月开始投资比如美国的visa公司就有人寿的注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我们中国人民还在用水、电、气，还在往银行里存钱，还有住房需求，中国人寿的投资收益就会源源不断。
中国跨越篇二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选择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思想。这一思想经由列宁的发展和十月革命的实践，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革命正是“跨越”思想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运用，改革开放则是对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回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中国革命；改革开放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跨越”思想
19世纪中后期，关于俄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在俄国引起了广泛争论。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以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的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他们固守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撰文指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观点以赫尔岑、拉夫罗夫、特卡乔夫为代表，他们认为俄国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的最基本特征是土地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由此他们认为俄国完全不必重复西方的道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必走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道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村社土地二重性的生产方式，使个体耕作向集体耕作过渡、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从而使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表面来看，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确乎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初想法。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应当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建立，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米海洛夫斯基错误在于将之教条化、绝对化，认为这是一条放至四海而皆准的唯一道路。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重视研究和思考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通过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现状与发展，不断形成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和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思想。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达了两点：第一，提出“如果俄国革命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第二，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作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随意应用。马克思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既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肯定了东方社会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思想。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与此同时，垄断向海外的扩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各落后国家作为受各资本主义宗主国侵占和瓜分的殖民地，都被罗织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不仅从海外攫取巨额利润，而且还把国内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国家，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心并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时代那样，一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国之内，而可能转移到资本主义宗主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就更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薄弱环节。基于上述对时代的深刻分析，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谈到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时，列宁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进一步设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至此，列宁明确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虽然并未给落后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现成图式，但却极具方法论启示，即：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任何社会的发展道路都取决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而必须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与现实，认识不同社会的本质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探寻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跨越”思想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
“跨越”思想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尝试了多种路径以求挽国家民族危亡，但均未能如愿。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研究时代与国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先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思想，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打开了通道。
1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的正确把握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垄断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新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则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据此，中国革命必须顺应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走向，不能还停留在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而应寻求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更是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入，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入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同盟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时起就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控制之下，对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依赖，在政治上幻想其会帮助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与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身上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重性，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如此，民主革命的重任势必要由更为先进的阶级来担任和完成。这样，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而中国的农民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久，他们身上所蕴藏的革命性无疑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分析和把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国情现实以及各阶级的状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中国人民根据本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选择独特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运用，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三、“跨越”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跨越”产生的历史课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质言之，即如何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课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的，是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整回答的。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对此作出了正确回答。
其实马克思早有提醒。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区分，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过渡思想。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对于实现“跨越”式革命的东方国家而言，意义非凡。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启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即便是在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也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向共产主义转变；第二，共产主义一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进步，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三，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应当积极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有益的成果。
恩格斯对此也有预见。在论及俄国的社会问题时，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农村公社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历史阶段，认为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的民族公社都处于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这样的社会阶段不可能产生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因此，虽然农村公社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公有是其与社会主义共有的特性，但它毕竟是低级的社会形态，不能单单凭此就认为从中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显然，在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物，它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最终完成。而在市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期望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去完成共产主义的任务，是不能成功的。
列宁在实践中遭遇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所预见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实施了具有极左倾向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虽然有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应急考虑，但也暴露出俄国共产党人期望一下子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倾向，表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列宁明白：“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转而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探索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承认市场的作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的新路径。可惜，斯大林仅仅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权宜之计”，未能加以坚持。
“跨越”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经历了重大曲折。中国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按理说过渡和发展的时期应该更长。可惜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提醒和列宁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不够。虽然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认识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国家情况的”，强调对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给予扶助并使之发展。但是不久，毛泽东的思想即发生了重大转变，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这样，我们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国情，违背了历史规律，人为地过早消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取消市场调节手段，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变成唯一的经济成分，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停滞。
很显然，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客观定位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得出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道路的科学结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正确回答了“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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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这里的群众自发选举成立村民委员会，成就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美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0年来，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持续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加快发展。
1980年，这里的群众自发选举成立村民委员会，成就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美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0年来，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持续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加快发展。
“别让大队知道”的事被写入宪法
走进合寨村，一块刻有“中国村民委员会发源地”十个大字的石碑映入眼帘，旁边的老樟树郁郁葱葱，树下的雕塑向人们展示着合寨村成立第一个村委会时的场景。
“当年，我就是在这里被选为首任村委会主任。”今年78岁的韦焕能说，当时没有投票箱，大家就拿米筒来代替，没有印刷的选票，就用卷烟纸制作。
1980年2月5日，当时的宜山县（今宜州区）三岔公社合寨大队果作生产队85名群众代表围坐在一起，从6名生产队代表中，差额选出村民委员会5名成员。
兩年后，这件当时村民口中“别让大队知道”的事，被称为“村民自治”写入宪法，成为中国特色基层民主制度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
40年来，在那棵300多年老樟树的见证下，合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一次次举行。形式不断变化、程序不断规范、制度不断完善，“让群众说了算”不断落到实处。
据宜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戚啸介绍，合寨村坚持严格按照程序，依法选举产生村级组织，并多次承接广西村级换届选举和村民自治试点工作。
2008年，又一次换届选举。选举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视频投票。“外出务工的村民无法返回，他们就通过视频、电话投票，或者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切实保障每位村民的合法选举权。”时任村委会主任韦向生说。
韦向生回忆，为方便分散的偏远村屯群众投票，村里采用流动投票箱，派专人前往11个自然屯收集选票，有效提高了村民参与率。
在2017年的换届选举中，合寨村有600多名在外务工人员通过手机视频等方式投票，兰锋以微弱优势当选。这位现任合寨村村委会主任表示，近年来，合寨村选举程序更为规范严格，村民们也更加珍惜手中的选票，希望选出他们认可的人。
自治意识在村民心中扎下了根
赌博多、盗窃多、砍伐树木多、唱痞山歌多、放浪荡马牛多、搞封建迷信活动多，管事的人少——回想起村民自治前的状况，韦焕能用“六多一少”来概括。
20世纪80年代初，群众忙于生产，集体事务没人管，村里秩序失控。“成立村委会后，我们就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了9条村规民约。”韦焕能说，村规民约实施后，村里偷牛盗马等情况没有了，乡村风气开始改善。
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对村民自治的要求也在提升。2014年，合寨村各个屯成立“党群理事会”，通过党组织号召、党群理事会牵头搭台、广大群众普遍参与的方式，将常态化、规范化自治自理的触角延伸到屯里。
韦向生说，那时正值“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初期，村里创新推行“十户联洁”工作法，即由邻近十户村民组成一个小组，由村民“公推直选”出来的小组组长，组织大家搞好“门前三包”。户与户之间互相监督、互帮互促，使得公共地界实现了清洁卫生常态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这一办法再次得以应用，通过推行“十户联防联控”，构建起乡、村、屯三级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使全乡一直保持着疫情最低风险。
在村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村民自治的范围、内涵正进一步拓展。
兰锋介绍，村里无论大事小事都先讨论、再决定，村民自治推动了乡村振兴。如今的合寨村，生产生活面貌焕然一新，2019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2万元。
为进一步深化村屯管理，合寨村在试点自然屯设立微信网络管理员、广播资料管理员、信息排查发布员等岗位，引导党员和群众投身集体公益事业。
“现在村里聘请保洁员、修建篮球场和文化舞台，村民都积极自筹资金参与。”兰锋说，通过村民自治，近年来村里相继解决了用电用水、硬化道路、水渠维修、产业发展等一大批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合寨村群众还自发组织举办了四届“三月三”文化旅游节，成为广西首个由村级自发组织举办的乡村文化旅游节。
“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自治意识已经在村民心中扎下了根。”兰锋说。
“明白墙”上明白事越来越多
在合寨村的村务公开专栏前，不时有几位村民驻足观看。在这个被称为“明白墙”的地方，村民可以查阅财务开支、村民自治事务、村民意见征询与反馈等情况。
“我最关心财务开支，村里的每一笔账都明明白白地贴在墙上，大家看了放心，也好监督。”村民蒙胜同说。
40年来，合寨村不断深化各项事务公开，保障村民的监督权利。
另外，村里重大事情，必须通过每季度一次的“议事会”即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研究，再提交村委会办理。财务、自治事务、村民意见征询与反馈情况等则通过“明白墙”详细公开。
据介绍，合寨村在广西率先探索推行村级重大事项“四提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机制，坚持推行村屯公开栏定期公开、网络长期全面公开、监督委员会适时公开的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模式。“这一机制是新形势下，基层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衔接互动的有益探索，进一步提升了村级民主决策和管理水平。”屏南乡党委书记陈锡丰说。
“凡是村级重大事项、与村民密切相关的事项，村里都会按时公开，接受群众监督。”韦向生介绍，2010年，村里成立了5人组成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由村民投票选出，每三年一届，监督村委会工作和村务开支。
在民主监督方面，合寨村也顺应时代需求不断创新。兰锋介绍，现在村里事务还通过“清风宜州”公众号公开，群众足不出户就可查看信息、进行监督，如有问题还可以在线举报。
改革不止步，发展不停歇。合寨村三位村主任均表示，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在乡村振兴中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把合寨建设得更加富裕、美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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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选择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思想。这一思想经由列宁的发展和十月革命的实践，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革命正是“跨越”思想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运用，改革开放则是对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回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中国革命；改革开放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跨越”思想
19世纪中后期，关于俄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在俄国引起了广泛争论。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以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的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他们固守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撰文指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观点以赫尔岑、拉夫罗夫、特卡乔夫为代表，他们认为俄国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的最基本特征是土地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由此他们认为俄国完全不必重复西方的道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必走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道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村社土地二重性的生产方式，使个体耕作向集体耕作过渡、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从而使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表面来看，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确乎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初想法。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应当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建立，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米海洛夫斯基错误在于将之教条化、绝对化，认为这是一条放至四海而皆准的唯一道路。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重视研究和思考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通过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现状与发展，不断形成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和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思想。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达了两点：第一，提出“如果俄国革命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第二，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作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随意应用。马克思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既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肯定了东方社会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思想。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与此同时，垄断向海外的扩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各落后国家作为受各资本主义宗主国侵占和瓜分的殖民地，都被罗织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不仅从海外攫取巨额利润，而且还把国内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国家，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心并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时代那样，一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国之内，而可能转移到资本主义宗主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就更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薄弱环节。基于上述对时代的深刻分析，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谈到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时，列宁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进一步设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至此，列宁明确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虽然并未给落后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现成图式，但却极具方法论启示，即：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任何社会的发展道路都取决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而必须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与现实，认识不同社会的本质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探寻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跨越”思想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
“跨越”思想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尝试了多种路径以求挽国家民族危亡，但均未能如愿。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研究时代与国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先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思想，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打开了通道。
1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的正确把握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垄断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新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则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据此，中国革命必须顺应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走向，不能还停留在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而应寻求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更是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入，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入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同盟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时起就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控制之下，对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依赖，在政治上幻想其会帮助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与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身上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重性，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如此，民主革命的重任势必要由更为先进的阶级来担任和完成。这样，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而中国的农民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久，他们身上所蕴藏的革命性无疑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分析和把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国情现实以及各阶级的状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中国人民根据本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选择独特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运用，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三、“跨越”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跨越”产生的历史课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质言之，即如何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课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的，是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整回答的。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对此作出了正确回答。
其实马克思早有提醒。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区分，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过渡思想。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对于实现“跨越”式革命的东方国家而言，意义非凡。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启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即便是在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也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向共产主义转变；第二，共产主义一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进步，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三，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应当积极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有益的成果。
恩格斯对此也有预见。在论及俄国的社会问题时，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农村公社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历史阶段，认为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的民族公社都处于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这样的社会阶段不可能产生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因此，虽然农村公社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公有是其与社会主义共有的特性，但它毕竟是低级的社会形态，不能单单凭此就认为从中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显然，在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物，它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最终完成。而在市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期望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去完成共产主义的任务，是不能成功的。
列宁在实践中遭遇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所预见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实施了具有极左倾向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虽然有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应急考虑，但也暴露出俄国共产党人期望一下子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倾向，表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列宁明白：“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转而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探索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承认市场的作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的新路径。可惜，斯大林仅仅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权宜之计”，未能加以坚持。
“跨越”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经历了重大曲折。中国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按理说过渡和发展的时期应该更长。可惜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提醒和列宁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不够。虽然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认识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国家情况的”，强调对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给予扶助并使之发展。但是不久，毛泽东的思想即发生了重大转变，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这样，我们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国情，违背了历史规律，人为地过早消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取消市场调节手段，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变成唯一的经济成分，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停滞。
很显然，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客观定位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得出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道路的科学结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正确回答了“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
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而加以反对，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证明。这样，改革原有的经济、政治和其它方面制度中存在的种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通过改革为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提供动力，便成了必由之路。
2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定位提醒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道路长久坚持。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全面认识，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论断。这一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作出了正确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进行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任务，明确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开放是为了摆脱贫穷，摆脱落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生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影响重大而深刻。实际上，无论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方向的确立，都是基于对历史环境的正确认识而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所以，中国革命并不是“历史的误会”催生的“早产儿”，改革开放也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唯有如此认识，我们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丛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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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完善的。
*********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里所说的自信，指的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念。党史学习教育根本意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