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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筷子文化篇一

中国的筷子文化篇二

土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现有人口近20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乐都县，部分散居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有2万多人聚居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等地区。其中青海省境内的土族约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

一、土族族源——吐谷浑

上世纪80年代，青海、甘肃的社会学者，对土族族源做过一次全面的调查，其结果是惊人的相似。青海西宁、大通、互助、民和、同以及甘南卓尼等地接受调查的人，说的大同小异，即土族来自东北，弟兄俩为牲畜之事失和，其中一人赶着牲口辗转来到了青海。而这个代代口传之事，与《土族史》第二章所写的历史完全吻合。即鲜卑慕容部的吐谷浑与其弟慕容庞为马而发生纷争，吐谷浑一怒之下，率领族人西迁到西北。吐谷浑人对自己的祖先在东北念念不忘，代代相传。因此，土族有在除夕之夜，向东北方遥祭祖先的仪式，叫“嗄达申”;热水古墓群中最雄伟的一号大墓，及所有尚存的墓门，都是向着东北方向，这与其他民族墓门背山面滩的葬制不大一样，而与土族除夕向东北方向遥拜之俗互为印证。

土族吐（tǔ）谷（yù）浑（hún），亦称吐浑，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唐后期称之为退浑、吐浑。主要从事畜牧，产良马，兼营农业。居庐帐，后渐有城居。使用汉文。与北魏及南朝均有密切交往。6世纪中叶，其王夸吕自号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22.5千米）。公元591年，隋以光化公主妻其王。公元609年隋取其地，置西海、河源、且末四郡。隋末复其故地。公元635年唐遣军击之，立诺曷钵为可汗。公元640年，唐以弘化公主妻诺曷钵，加封青海王。公元663年吐蕃破其国，诺曷钵率残部奔凉州。公元670年，吐蕃尽据吐谷浑地。公元672年，唐迁其部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更东迁朔方、河东。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公元936年燕云地区割属契丹，这部分吐谷浑人便臣役于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他民族。留在青海的吐谷浑，有学者认为即今土族的先民。

公元663年吐谷浑王国灭亡之后，吐谷浑民族的大多数人逐渐融入了汉、藏、蒙古等各民族中。但是聚居在青海大通、互助、民和、同仁以及甘肃天祝、卓尼的吐谷浑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使这部分吐谷浑人能够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了民族的基本属性，最终演变成为今日的土族民族。

土族是本民族的自称。因地区不同而自称不一，如“蒙古尔”“察罕蒙古尔”“土昆”“土户家”等都是其自称。对于土族的历史渊源，曾有不同说法，如鲜卑支系吐谷浑人后裔、沙陀突厥后裔以及蒙古族后裔等，现在倾向于吐谷浑后裔之说。据载，吐谷浑于公元4世纪初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曾建立吐谷浑王国政权;唐初迁至青海东部;后来为吐蕃所并，一分为三，其中一部留在了青海东北部故地，成为土族的先祖。唐中期以后，其族称有所变化，如称之为“退浑”“吐浑”“浑”等，吐蕃人则称之为“霍尔”，也是“浑”的音变。到了元朝，“吐谷浑”一名方从史籍中消失，代之以“西宁州土人”，“土”来源于吐谷浑的“吐”，“浑”在蒙古语中是“人”的意思，故元代汉文典籍以此称之。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有多个民族与之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土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二、绚丽的名族瑰宝

土族人民能歌善舞，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全为口头传诵，其中大都可以演唱的叙事诗《拉仁布与且门索》已搬上舞台。土族喇嘛、僧侣也著书立说。由土族活佛所著的《宗教流派镜史》一书，曾被译成英、德文流传国内外。代表着土、藏两族文化交流频繁。歌曲种类繁多，有“安昭”“花儿”等，分家曲和山歌。曲调都有衬句，而且尾音拖长而下滑，深沉，回味无穷。家曲有赞歌、问答歌、婚礼曲、圆舞曲等。土族居民举行婚礼时，常伴以歌舞等娱乐活动。婚礼舞一般以两个穿着白褐子长衫的领亲人为主，其他人伴唱。舞蹈动作，各地不尽相同。土族人的民间刺绣工艺很有名，图案讲究，花鸟兽石，美观大方，朴素耐久。通常有“五瓣梅”“石榴花”“云纹花”“寒雀探梅”“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等等。精美的刺绣是土族妇女的创造，也是土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

1.盘绣

对一名土族女子来说，刺绣是她们一生中的必修功课。打六七岁开始，一个土族女孩就要跟随祖母、母亲学习拈针舞线。她受到的教导是：能做一手好的绣活是一个女孩必须具备的素质。她要利用干完农活和家务活后的闲暇，为父兄绣烟袋、鞋垫，为自己绣好嫁衣上需要的所有绣品。等到出嫁时，她首先要在娘家办一个土族刺绣个人展，将自己绣制的衣服、佩饰、鞋袜等向娘家人一一展示。到了婆家，又要利用新婚庆典之机，给婆家人、庄邻和亲戚朋友们再次展示全部的绣品，并向婆家亲人赠送自己亲手绣制的物件。婆家亲人、庄邻和宾客一面观赏，一面品评，夸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好媳妇。

当土族女子在生活中遭遇痛苦时，往往靠刺绣来解脱心灵，她会腾出一间房子，不让小孩打扰，沐手净意，用细密的针脚、上等的扣线和一颗虔诚心来绣制佛像，从中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和慰藉。在青海的佑宁寺、却藏寺、瞿昙寺，甘肃的拉卜楞寺，西藏的甘丹寺都供有土族女子精心绣制的佛像。等有了女儿，她又会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刺绣技艺悉心传授。就這样，一根刺绣的彩线贯穿了土族女子终身的岁月时光。

盘绣是土族独有的刺绣技艺，迄今尚未在其他民族中发现过。其操作方法为一针两线，一根线盘，一根线订。盘绣的特点是色彩鲜艳、富丽华贵、结实厚密，耐于保存。图案的刺绣工艺很有名，图案讲究，花鸟兽石，美观大方，朴素耐久。通常有“五瓣梅”“石榴花”“云纹花”“寒雀探梅”“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等等，蕴涵着家庭兴旺、幸福长久等吉祥含义。青海都兰古墓中出土的土族先民吐谷浑人的绣片，其绣法和现今的土族盘绣完全一样，说明土族盘绣至少有着1300年以上的历史。2006年土族盘绣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生活风俗

土族服饰具有独特风格。男女上衣都有绣花高领。男子常穿小领斜襟、袖镶黑边的长袍，腰系绣花长带，穿大裆裤，系两头绣花腰带，小腿扎上黑下白的绑腿带，戴毡帽，穿云纹布鞋，老年人在长袍外套黑坎肩。妇女穿绣花小领镶花边斜襟衣衫，两袖由五色布做成，外套黑、蓝、紫镶花边坎肩，腰系锈花宽腰带或彩绸带，悬挂花手帕、花钱袋、荷包、小铜铃等。裤腿外夹1尺高裤筒，下沿蓝、黑色搭配镶边。穿绣花腰鞋，形如靴子。戴各种“扭达”头饰。

土族的饮食习惯与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生产特点紧密相关。日常的主食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蔬菜较少，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莴笋等10余种。平日多吃酸菜，辅以肉食。爱饮奶茶，吃酥油沙面。喜庆节日，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猪肉）、手抓羊肉。男子喜欢饮酒，多数人自家酿青稞酒。饮食卫生也很讲究，用饭时每人都有固定的饭碗、筷子，请客吃饭也是每人一份。

房屋建筑依山傍水，各家都有庭院，院内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厕所、菜园和打谷场。房子为平顶，上面可储放粮草。房子多为三间一组，中为堂屋，一侧为卧室，另一侧为佛堂。卧室有暖炕，连着锅灶。住室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绘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尤其注重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土族人热情好客，忠实守信。客人来时，主人常说“客来了，福来了！”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先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锟锅馍”。若是贵宾，桌上加摆一个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盆，端上大盘手抓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

土族居民原信奉多神教，也有一些人信奉道教，元、明以后普遍崇信喇嘛教，但民间信仰仍然存在。土族地区有喇嘛教寺院40余座，著名的有佑宁寺、广惠寺等。佑宁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观、桦布，颇有影响。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互助县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亩。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3.禁忌

土族有很多的日常生活禁忌，其中的一些禁忌主题至今依然在起作用。如土族有“忌门”的习俗，妇女分娩、安新大门、家人生病等，土族人都要在大门旁的门柱上挂个筛子，筛底处贴一纸或在柏枝上系上白羊毛和红布，以示忌门。所谓忌门，就是在挂筛子期间禁外人进入。一般的忌门，三天、五天就结束，妇女分娩差不多需要一个月，把筛子取掉。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科学道理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如发现传染病情等要实行隔离。土族人忌门，说明危重病人的身体很虚弱，和外界要保持相对距离，也就是隔离。换个角度说，土族人的“忌门”并非是迷信。土族人的日常生活禁忌还有很多，比如禁止在羊圈、牛圈或马棚里大小便，禁止在泉水、河水中大小便、洗衣服扔垃圾等，这些都属于卫生方面的禁忌。禁止在客人面前吵架、打孩子，禁止用裂缝和豁口的碗给人盛饭，禁问客人“你吃不吃饭”等。这些禁忌都是充分尊重客人的意思。还有出门办事，如果遇上空桶、空背斗等空物，就会认为是不祥之兆，所办的事可能会落空。土族在饮食忌俗中讲究不吃奇蹄类动物的肉，比如马、驴、骡等，不食狗、畜的肉，不食鼠、狼、狐、兔、旱獭的肉。

4.纳顿

纳顿节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独有的民俗活动，是土族人民喜庆丰收的社交游乐节日，也称“庄稼人会”“庆丰收会”等。“纳顿”是土语音译，和蒙古族的那达慕含义一样，意为“玩耍”“娱乐”。

每年农历七月，正是民和三川地区瓜果飘香、新粮入仓、新油入缸的丰收季节。当地的官亭、中川等七个乡镇的70多个村庄都过纳顿节。生活在这里的土族群众为了庆祝五谷丰登，便在庄稼最先成熟的下川从宋家村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跳起“纳顿”。各地举行纳顿的顺序按庄稼收割季节的先后排列，由下川向中川和上川转移。一般来说，纳顿在农历七月十二开始跳起，因此民间也称为“七月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农历九月十五结束，历时近两个月，场面隆重，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

纳顿节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筹备，从清明节开始，三川各村即在本村的神庙祭奠二郎神和地方神，并推选出当年七月举办纳顿会的“大牌头”和“小牌头”，他们在节前负责筹集经费，维持本村社会秩序，协调生产管理（如田间用水顺序）等，节日期间则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其次是小会，节前，村民在会场搭建大型帐篷，以供安放神像和进行祭奠。节前一日大小牌头敲锣打鼓，进行祭典等一系列活动，然后便是纳顿节的正会。

一年一度的纳顿节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活动，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亦有两村联合举行，最为常见的是两村联合，一村充当“主人”，而另一村为客，两村男性排成长列，扛着各色彩旗，敲锣打鼓，高呼“大好！”队伍一到麦场，拉开了纳顿的序幕。

①跳会手：“纳顿”开始时，首先是本村的“会手”迎接外村的“会手”。“会手”是集体舞蹈队伍，人数二三十、四五十乃至百人不等。本村“会手”按老、中、青年龄顺序列队，由老人们身着长服，擎彩旗，拿柳条（普洒甘露之意）领队，鼓手、锣手、旗手相随其后，鼓锣声声的节奏，催人起舞，粗犷的舞姿伴随着嘹亮的歌声，“大好！大好！”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高昂欢快。他们欢快地走出百米外，迎接前来庆贺的外村“会手”。两厢“会手”相逢，阵容陡增，人人精神抖擞，个个容光焕发，旋转起舞三匝后，向客队“会手”焚香，递烟敬酒，互致贺意，共祝平安。酒助人兴，汇合到一起的队伍，浩浩荡荡，载歌载舞，挥动柳条扇子，鼓锣喧天，欢声雷动，彩旗滚舞，缤纷绚丽，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②傩戏表演：“会手”歌舞结束后，接着有《庄稼其》《三将》《五将》《杀虎将》等古朴的民间傩戏表演。《庄稼其》意即种庄稼的人，通过老农向他的儿子传授农耕技艺等剧情，以幽默诙谐的形式展现了土族农耕生活。稚气未脱的儿子与他老子的争执，反架格子倒挂犁的滑稽动作，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军傩戏的表演有好幾出，比如《三战吕布》，以布阵、对打等动作演绎三国故事，再现三英战吕布的场面，突出了关羽的忠烈和威武之气。《杀虎将》一出傩戏古朴粗狂，其中虎与牛的相抵摔跤、人与虎的搏斗，及戴牛头面具的杀虎将最后出场降伏猛虎等情节紧张激烈，扣人心弦，透出土族先民远古时期的生活情景。日渐西斜，活动已近尾声。有人将堆积如山的蒸饼分块赠送给每个到会的人。老人们焚烧纸钱供于地方神前，馨香祷祝：风调雨顺，民殷财阜。然后，把地方神抬送到下一村庙会的纳顿。纳顿活动就像是一次漫卷过全县的“运动”，是一波一波欢乐的浪潮。从粮食成熟最早的下川开始，逐村向西，过中川到上川结束。各村都会将节目提前准备好，当村当日表演欢庆完毕。

③会手舞的传说：舞蹈表演的形式一环套着一环，排成龙形的“一字长蛇阵”，两行并行的“二龙戏珠阵”，变换成四行的“四门斗敌阵”等等，看得人眼花缭乱，兴奋不已。整个会手舞队看起来像一支征战的队伍，那些手持兵器者颇似统领队伍的将领，持箫管者为文官或者军乐队，擎三角旗者像个传令官。民间传说，最初，土族先民的一支军队曾经为把守黄河岸而来到三川，拒敌作战获胜。为庆祝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纳顿由此演变而来。

5.安昭舞

“安昭！我们的舞步伴春风，土族的大地百花红;安昭！我们的‘道拉攀青云，土族的天空挂彩虹;安昭！我们的口弦传佳音，土族人的心里浪花涌。”这里所说的“安昭”，是指土族地区流传十分广泛的一种古老舞蹈。关于其名称，起初似由文人墨客们以歌词衬句中的“安昭”一词而命名的。实际上，安昭舞，土族语称“千佼日”，意为弯曲转圈，以舞蹈基本动作而得名。大凡逢年过节，或举行婚礼等喜庆活动，土族群众（多为青壮年）便身着民族服装，聚集于场院或家中转槽周围，结队围成圆圈，由1—2名长者或“把式”（土族称“杜日金”）领唱领舞，众人在后随舞，并以衬词伴唱和声。安昭舞的基本动作是：先向下弯腰，双臂随步态左右摆动，即第一步向右摆动，第二步向左摆动，第三步左脚高跳，身体随之向右翻转一周，双臂上举。如此循环，周而复始。安昭舞种类较多，主要有《兴马老》《召引召》《拉热拉莫》《索罗罗》等。属于家曲中喜庆、欢乐之曲类。曲调与舞步配合紧密，节奏明快，并随着歌词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女性舞蹈动作优雅、秀气、温柔，男性则粗犷、开朗、大方。安昭舞步伐轻盈，节奏明快。尤其是那些身穿花袖长衫的土族阿姑们以幽雅柔和的舞姿翩翩起舞时，恰似仙女伴随彩虹降临人间！

关于安昭舞的来历，民间传说颇多。有的认为它是鲁氏太太降王莽时，为了迷惑王莽而跳的一种舞蹈;也有的认为，跳安昭舞是“土族人民为了礼赞山川神的恩惠，歌颂先民的业绩，祝福土乡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牛羊肥壮等等为主要内容，以歌舞的形式抒發土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还有的人认为，“古时，人们从事群体狩猎生活。围着自己的猎获物在欢呼、雀跃，抒发自己无比喜悦的情感，表现顽强剽悍的性格，象征丰收和胜利。”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不过，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安昭已经成为土族人民自娱自乐的一种重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

安昭舞按其特点和使用场合：

（1）祭祀安昭舞 这是和宗教信仰风俗相关，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宴会舞蹈。其特点是会在祭祀活动中边供拜，边吃喝，边歌舞，场面充满虔诚、炽热、欢腾的气氛。

（2）节庆安昭舞 安昭舞具有鲜明的群众性、社会性与风俗性，紧紧地裹缠在土族城乡（尤其在农村）日常生活礼仪、节日、喜庆和宗教祭祀等宴会活动中，具有风格多样，舞蹈琳琅满目的特点。

（3）婚礼安昭舞 土族至今婚娶时保持歌舞共贺习俗，而且流传地域甚广。结婚时，饮酒作乐，歌舞达旦，沿袭着这类古风的传统。

2010年5月18日，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申报的“安昭”入选，被列入传统舞蹈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土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的民间文学，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些以口头形式流传于世的文学不仅生动地再现出土族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严酷的自然环境顽强搏斗的历史，而且多角度、多方位展现出土族的心理形态、风俗习惯及审美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从而成为我国民间文学园地一朵艳丽的奇葩，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学的艺术宝库。

（作者单位：互助县博物馆）

中国的筷子文化篇三

①重阳这天，大家都在吃重阳糕。有的用手拿着吃；有的用刀切开，用叉子叉着吃；有的则用筷子吃。看到大家不同的进食方式，让人想起汉文化和筷子的关系问题。因此写下这点文字。

②人类社会，共有三种进食方式。其一是用手。这是自然的进食方式，例如婴儿，不须母亲教导，自然地会用手抓东西吃。其二是用刀叉。这当然是在人类发明火和冶铁之后，才有的工具。人用刀叉获取猎物之后，在火上烤熟，然后用叉叉着，用刀割来吃，这比用手抓已经大大进了一步。其三是用筷子进食。这种进食用具是如何进化得来的，尚待考证。筷子用手操作，手与大脑相连；有人说孩子学习使用筷子，可以促使脑的发育。筷子是汉文化的特征，只有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才用筷子。

③在当今世界分布上，在亚洲除了直接受汉文化影响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和新加坡外，其余均是用手进食的。中国还有部分兄弟民族，如维吾尔族等也是用手进食的，非洲多是用手进食的，欧、美、澳洲白种人均用刀叉进食，只有当地土著民族用手进食。

④筷子，原名“箸”。在我的`故乡江西，现在还有地方仍将筷子叫箸。我们的祖先究竟从什么时代开始，放弃了用手和用刀叉进食，我不知道。从书中查到，“纣为象箸，而箕子唏”，此话意思是说纣王用象牙做箸，箕子感到很忧虑难过。本意是批判纣王的奢侈。因此，我们从这话中得知在商代已经使用箸了。但在这之前，究竟哪个年代开始使用箸，则尚待考证。

⑤既然称箸，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称箸而都叫它筷子呢？据说，这是由船民开始的。过去的船都是木料做的。在长江大河中行驶，不仅很慢而且危险，小时候常听人说：“行船走马三分险。”船民迷信，所以产生了一些忌讳。在行船时，如姓陈的，只许说耳东，不许说陈，因“陈”与“沉”同音，在船上不能说翻身，只能说转身，因船上忌“翻”字。“箸”与“住”同音，船行要快，不能“住”，因此忌用“箸”。住的反义为快，船上就将“箸”改称为“快”，但快是形容词，因此造了一个“筷”字。为什么用竹字头，因筷子是竹子做的。

⑥今日西餐桌上的刀叉，是过去刀叉的缩短。虽然在一些富豪餐桌上的刀叉，是用金子或银子，甚至镶上宝石，经过有名的艺匠精心做出来的，放在洁白的桌布上，熠熠发光，但它毕竟摆脱不了它原始的、野性的痕迹。而筷子则是手的延长，早从原始的野性中异化出来了。

不行。“有人说”表消息来源，若删除，则变为孩子学习使用筷子一定可以促使脑的发育，这与原意不符。这个词的使用，体现了说明文用词的准确性，严密性，科学性。

２． 写出本文主要运用的3种说明方法。

分类别、举例子、作比较。

３． 根据第④段文意能否理解得出“中国使用筷子的历史已有３０００多年了”。请说明理由。

不能。从古书知道商代已使用筷子，但始于何年，尚待考证。

４． 用筷子与用刀叉，哪一种进食方式更为文明？结合文意，谈谈你的理解。

用筷子更文明。今日西餐上的刀叉，是过去刀叉的缩短，仍摆脱不了它原始、野性的痕迹。而筷子是手的延长，早从原始的野性中异化出来了。

中国的筷子文化篇四

本书勾画了从1999-2009年这1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作者对这1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每一件大事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叙述;同时,对这10年间发生在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关联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它将历史视作活生生的个体,用最微小的细节与最宏大的事件间的对比来增强历史的“厚实感”。

在中国文字中,关于“和”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上。“和”源于“禾”,殷商甲骨卜辞上屡见卜禾的记载。“和”与“禾”在字意上是相联的,“和”字最原始字意就是“有饭吃”。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和”衍生出“谐、合、调、协、顺”等多个同源词,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和”还以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和”文化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就萌生出来,约公元前7世纪,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思想。当时周幽王纵情逸乐,致使“王室多难”,大臣们预感到西周将亡。郑桓公郑伯时为幽王司徒,在与太史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时,史伯言道:“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一个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和合”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而周幽王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来专制。

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辩”,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正式发端。

“和同之辩”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传中,有一段齐国大夫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不能因为君主的好恶而“附和”之,应该是君主认为可行的而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要指出它的不可行之处,而使其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子应指出其可行的方面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这就是“和”的政治思想。这个“和”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和”文化思想繁荣鼎盛期,此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和”文化思想理念。

儒家学派孟子把“和”文化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孟子观点中,“人和”是与“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

儒家学派荀子也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观点,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在儒家学说的其他作品里,关于“和”文化的思想亦很丰富。《尚书·尧典》在说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诗经》中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

在《周易》中,“和”文化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中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使得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

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和”文化侧重于“治人”和“治国”,“和”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国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