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知青生活的电影(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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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的电影篇一
郑启五
我插队落户的闽西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村离城关百余里路,四周群山连绵,是全省最偏远的自然村落之一,进村后仿佛与世隔绝。
年未的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请我们抽江西的“爱民”牌经济香烟。所谓“经济香烟”,就是最便宜的一种香烟。我对这种商标的卷烟闻所未闻。我喜欢集邮,连带对香烟盒也有点关注,可能是当时江西出了一个解放军的“爱民模范”叫“李文忠”的,所以有了这样特别的商标。我们福建的经济香烟叫“丰产”,一包9分钱。他轻描淡写他说是从江西买来的,并说离这里最多二十里山路就是江西会昌的洞头公社。“这么近啊!”知青们惊叹道,于是情不自禁,都想尝一尝出省的滋味。几天后我们按捺不住探奇之心的知青使兴冲冲地上路了.沿着一条嵌着鹅卵石的黄泥小路,穿山越岭,走着真走着我们发现林木之间隐约有个小村,不一会儿便看到村头的水田里有三个知青模样的姑娘,有一个高卷的裤腿下涂着斑斑点点的紫药水。我们便下意识地用厦门话与她门招呼,结
果她们愣住了,象撞上外星人似地了解望着我们,然后相互用上海话嘀咕了几句。这下我首先猜出她们的身份,使改用普通话激动地问;“这里是江西吧?你们是上海知青吗?”没容她们回答,我又迫不及待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们是福建的厦门知青!”她们三个也异常高兴,争相从水田里拔出湿淋淋的泥腿子踏上田埂来,口中说:“是呀,是呀,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并热情地招呼我们“来,来,来,来喝水!”连续四个“来”字使我心头骤然一烫。在当时厦门人的印象中,上海人总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而关于上海姑娘,也有“赤脚羞于见人”的传闻,但一下就在陌生的碰见里烟消云散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随后,她门带我们周游了这个微型的江西小山村,并到知青窝里作客。大家在交谈中都为做了几个月的“邻居”而互不知晓,大为感慨了一番。而我好奇的眼睛一直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她们分发的生活、生产用具与我们的大同小异,只是锄头的式样有些奇特。特别难忘的是我随手翻了床头的一手抄歌本,里面全都是全文革前的电影插曲与外国民歌,与我们厦门知青点上的手抄歌本,简直如出一辙。主人们用几个印着“上山下乡干革命”字样的搪瓷子缸盛了热腾腾的白糖开水请我们喝。我至今仿佛还能感受得到那杯开水腾腾扑面的热息。在那个大队供销社买了一包一毛四分的“爱民牌”香烟后,我们就带着莫大的满足,匆匆告别了那个深山中的江西村子和那三位不知名的上海女知青。
那回是我们当中的好些人平生第一回的“出省经历”。事后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同公社的厦门知青吹嘘说,我们交了几个上海知青朋友,那三位热情的上海姑娘已在我们加油加醋描绘中变成了天仙一般。当然,也是仅此而已。往后的几年里.会昌的上海知青与武平的厦门知青不时有一些人来往。不少上海男知青春节返沪就从福建走,有的还先在武平的厦门知青点睡一夜,然后搭长途汽车到龙岩换上火车,经来舟转福州到北京的特快到上海,旅程三天半。据说这样还可以比从江西走快上半天。
1991年12月
知青生活的电影篇二
《武平情结》后记
郑启五
随着岁月的流失,对武平的感觉是越发地强烈了,这种感觉谓之“武平情结”!20余年来,断断续续,涉及武平的文章居然不知不觉也有三十来篇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里。其实我在武平的日子不过几年,但刻骨铭心,因为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独立生存的!
此书诸文写作的年代跨度大,水平高低不一,认识深浅有异,甚至风格与情感也在变化之中,但所幸的是我写武平大多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带功利,也不必看人脸色行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信马由缰,随意得很,也真实得很。能真实而自由地书写自己的记忆与感觉,何其痛快乃尔!
每每看到有良心的大款们扶贫济困的义举,我也一直很冲动,哪天自己有几百万,也资助给武平的孩子们去读书,去读更多的书;或建立一个“青山绿水奖”,专门褒奖那些育护着武平秀美生态的客家乡亲。现在看来是不现实的,一介书生显然不是发财的料子,于是想编上这本《武平情结》的小册子,尽管是“涌泉之恩,滴水相报”,也算是对第二故乡的一份情义,也不枉今生今世与武平结下的缘分。我是极其厌恶说大话与空话的,其实一个人从爱父母爱家乡的点滴做起,他的书才能读得更好,做人也才有意义!这样的观点不知是否老旧了点,可没办法,谁叫我们是老三届呢?!老旧的不仅是理念,还有旋律与文字,但它们却都在我的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真的!我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从农村回城后我当了好几年食堂的炊事员,书中的《炊事生涯》记录了经过,看来似乎与武平的关系不大,但还是收进去了。我以为正是因为有武平这碗米酒垫底,我才能勇敢面对漫漫旅途所有的苦酒,从而实现了人生的转折,愿以此与厦门和武平的后生们共勉!
郑启五于厦门大学敬贤一楼
2003/1/25
知青生活的电影篇三
纪录片《知青岁月》观后感
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知青网合拍的纪录片《知青岁月》,昨天在北京四惠附近的国粹苑首播。这是一部北京知青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历50年岁月,讲述年过花甲的知青沉淀记忆后的真人真事。由知青本人亲口讲述那些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再现当年那激情豪壮的岁月,也是深重苦难又艰辛挣扎的青春岁月。没有任何改编加工和演技,但真实的重锤,声声击打观众心扉,感人至深。放声大笑,感动落泪,鼓掌悲叹,知青观众的情感投入,心神倾注,与屏幕上的讲述人声情交汇了。
这次纪录片《知青岁月》首播的是《贺兰山下的记忆》,65年下到宁夏的北京知青集体口述,在贺兰山下农建13师难忘的人生历程。中国传媒大学的郭振元教授是总编导,北京知青网的千秋缘站长是这次知青聚会主持。
播映前宁夏知青代表何君倬的发言依然豪迈,令人难忘:
“我们是拼搏的一代!我们是忍辱负重的一代!我们1700万知青,手挽手,就是一座三峡大坝!我们站起来,就是一座喜马拉雅!
一位69届的知青代表,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了,走上台,对着台下的65届老知青们依然动情地说:“我们69届下乡的毕业生,是你们牵着我们的手,一步步长大的!”
片头曲是一代知青们都喜欢都唱过的《边疆处处赛江南》。这支美妙婉转的歌曲,承载了知青们太多的豪情,太多的苦难艰辛,太多难忘的记忆!歌声一起,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那一眼望不尽头的北大荒,面对一根直通到山脚下的垄,边锄玉米地,我们边唱的就是这支歌。
屏幕上的知青在口述,台下的知青记忆闸门就打开了!浸润着悲与欢,浮现着血和泪。
贺兰山下,腾格里大沙漠边就是我们的家。刚到几天,沙尘暴袭来,面对面几米看不见人,昏天黑地,女生们夜里用纱巾包住脸,睡着又让沙子呛醒,抖抖纱巾,一捧土!被子上身上脸上全黄的!第二天每个知青干的活就是都拿一个脸盆,到麦田里捧沙土,把沙土埋住的麦苗露出来。
最让人感动的是屏幕上一个叫潘永仪的知青,讲当年主动参与挖大沟的劳动竞赛:
“那天早上,我提着10个馒头,一大桶水,就上阵了。到地就全脱了,只穿一条短裤叉,挖一米五深沟,有人丈量,大太阳底下,汗不停流着,铁锹不停,中午饿了,吃了5个馒头,不歇,接着挖,要创纪录。最后那天我一人挖了32方土!”
他还讲了如何教几个同伴一起跳下火车,追赶连队汽车的趣事,也令人捧腹。
还有一个割麦子的经历:“我割不快,就想镰刀一定要快!头天晚上提前磨了5把锋利的镰刀,就用草绳子系住腰,后背插上锋利的5把镰刀,一溜儿,闪闪的,第二天大猫腰割麦子,用钝了一把,一扔,再从后背抄一把,接着割!”
当年全国一千多万知青,兵团工资全国几乎一样,无非24元,25元,28元上下。
我想,当年这些吃苦拼命的事,如今似乎听着很新奇,其实很多,正如林县人民在巍巍太行山的石头上,硬是凿出来一条盘山的红旗渠!全县几万农民,每天就供一斤粮食一斤半菜,自带工具,实际就是义务劳动啊!没有当年不计报酬的几亿人的奉献,哪有共和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原始积累!
昨天整看了一上午一下午,很真实很全貌很震撼很简洁很值得。比某些耗资上亿的烂片子有意思。
参加这次知青口述历史的,有当年北京各个中学毕业生,仅仅记下了几个学校:三十中,二十七中,四十一中,十中,二十三中,五十六中,国子监中学及钢院附中等,当年来到贺兰山下战天斗地的是大批初中生也有高中生,还有个别大学生知青。最小的才13岁,妹妹参加兵团时才未满15周岁,还带着红领巾呢!
约200名北京老知青在5月29号欢聚一堂。聚会间知青网代表,天津知青网代表,重庆知青网代表,廊坊知青网代表等上台接受了北京知青网赠送的大钟表并合影。
据说《知青岁月》计划要拍52集,期盼再现北京知青真实历史,了解在全国各地的北京知青那段难忘的辉煌,无论是黑龙江陕北山西内蒙还是新疆云南!
知青生活的电影篇四
《大众电影》的故事
郑启五
《大众电影》是新中国期刊中的“老字号”,在几代影迷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心亦然。
1969年我从厦门来到闽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曾有一次摸黑步行十几里小路赶到公社看一场“准黑白电影”——《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称之为“准”,是因为那片种为“屏幕复制片”,本专供电视台播映的,但“为了满足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要求,特在全国城乡隆重献映”。如此便是我插队初年看过的唯一影片!既便是春节返城探亲,影院遭遇的只有“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剧中台词,影迷们早已烂熟,片中人说了上句,满场面无聊赖的影迷们便异口同声地嚷出下句。那时的文化娱乐生活,一如置身荒漠。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喜出望外从邻队知青吕晓声的破麻袋里掏出了二大册的《大众电影》合订本!这不啻是荒漠甘泉!我如饥似渴,早晚一有空闲就埋头于那黄皱软烂的书页的发出旧纸特有的气味中。吕友告之,这几册“宝书”是红卫兵查抄图书馆时,他“火中取栗”,东掖西藏一路有
惊无险带到”广阔天地”来的。
旧《大众电影》的画页与文字—一复活了我脑海中多年积存的老电影。深夜爬上我垫着稻草的床,漆黑的夜里便飘忽起一方银幕:《冰山上的来客》“阿米尔,冲!《斯大林格勒”
大战》战车隆隆,卡秋莎呼天抢地的怒射;《五朵金花》、《阿诗玛》、《芦签恋歌》……竟交替而来。当然只有我能看到听到,偶尔兴起,我会跟着哼哼“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尤其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电影》上,凭生第一次拜读施蛰存先生的大作,内容是评点法国故事片《第六纵队》的。施先生才华横溢,早在30年代便是风靡大上海的小说家,与鲁迅先生有过文字纠葛,被鲁迅怒斥为“洋场恶少”。1940年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标之聘,施教授千里辗转,来到因躲避日寇炮火而内迁闽西山区的厦大执教,由此与一批酷爱文学的奉辛学子结下“战乱之谊”,其中便有我的父母亲。(令尊大人对“恶少”评价极高,平易近人是绝对的,不知当年鲁迅是否骂得过火。)想来这真是人间奇缘:我们一家两代人在两个迥然各异的**年代,却因流落到同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边贫山区,与同一位国学大师结下此生缘份,时至今日,我家与年近百岁的施先生仍有书信往来!
文革结束后,老电影被冠之“复映片”竞相挣脱枷锁重见天日。中国电影放映史上迎来了最辉煌的岁月:观众日日如
潮,电影片片“火爆”。厦大海岸线上陆军与海军的电影放映队你去我来,爽人的露天电影带给我无数个丰美的夜晚。我凭着当年在闽西山区熟读三大册《大众电影》的造化,孜孜不倦地写起了电影评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数以百计的长文短论,散发在大江南北的影刊影报上,并由此在市影评界落得几个诸如“副会长”、“常务理事”的虚衔。
然而我迟迟不敢向《大众电影》投稿,她是我心中顶礼膜拜的圣殿——敬重的施先生说话的地方。我唯有一期期地拜读,一本本地珍存。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众电影》开辟“影迷天地”,我才鼓足勇气,给她投寄了一篇多情的散文——《怀念露天电影》,刊发在1991年第10期上,文章刊出时,那种幸福的感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