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四篇(汇总)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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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和准确理解《决定》发布的意义

本次发布的《决定》，是继1991年《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2000年《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又一个重要决定，标志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1、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风险。

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总体是好的。但同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称，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风险主要表现在六方面：一是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二是政策内生育水平明显上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子女已进入婚育期，形成人口出生的小高峰。同时，享受“双独”和部分“单独”政策的第一代近1亿独生子女也已进入婚育期，这种“双峰叠加”的局面将持续十几年。三是由于多年来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部分领导同志盲目乐观、麻痹松懈，加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认识不够统一，利益调整统筹不够，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四是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基层工作薄弱、管理手段弱化、经费严重不足、机构队伍不稳定，导致工作滑坡，超生现象比较严重。五是特殊人群超生在城乡同时抬头。流动人口超生占违法生育总量的比例较大，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超生虽数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六是对生育政策的炒作造成一定程度思想混乱。社会上出现所谓“放开二胎”的传闻，引起群众的误解和部分基层同志的疑惑，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2、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44亿人。快速老龄化将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在广大农村，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多数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

3、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仍十分繁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生育水平还比较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亿，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规模庞大并在未来20年内有持续增加趋势，但相应的法律法规又不健全，管理与服务措施滞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超过城市，2000万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也同样令人堪忧。

21世纪上半叶，我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
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
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构成巨大挑战；
贫困人口结构趋于多元，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总之，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决定》的适时颁布，对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局，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步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当前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

据统计，无锡市全面推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累计少生了190万人，节省社会抚养费408亿元，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粮食、耕地、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各方面的压力，也为无锡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跨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群众生活环境的重大变化，无锡的人口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未来无锡市的人口发展趋势预测结果表明：到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将达到671.7万。其中：户籍人口为475.2万，流动人口为196.5万（占总人口29.25%）；
年出生人口为5.3万（流动人口新生儿比率达到37.71%）；

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62.6万（占总人口9.32%，）。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将达到764.8万。其中：户籍人口为523.0万，流动人口为241.8万（占总人口31.62%）；
年出生人口为6.5万（流动人口新生儿比率达到40.16%）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3.8万（占总人口13.58%）。

未来一个时期无锡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首先，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群众生育意愿的矛盾依然存在，在人口忧患意识淡化、行政手段弱化、利益导向政策滞后以及第四次生育高峰即将到来的背景下，任何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的思想情绪，任何政策的偏差和工作的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的回升。其次，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流动人口已成为全市总人口增长的核心推动力，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市的人口总量将伴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而持续增长，流动人口新生儿比率不断升高，庞大的人口和无序的流动将构成全市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和社会管理的困难，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极为深远。第三，出生人口素质堪忧。资料显示，先天性畸型已成为近年来我市围产儿死亡、婴儿死亡的首要因素，全市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已突破10‰并呈居高不下、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明确取消了强制性婚检政策后，婚检全面遭到冷遇，新婚夫妇染色体普查工作和优生检测工作失去了载体，各类新生儿缺陷病例势必进一步增加。第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五普”资料表明，我市低龄组（0－10岁）人口性别比较高，普遍在110以上。同时，2003年以来，流动人口新生儿性别比的偏高也已影响到了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此外，全市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剧。2020年全市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8%，老年抚养系数高达19.39%，老年健康和社会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人口安全问题亟待关注。第五，新的矛盾开始显现。率先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父母相继进入老年，特别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年迈而缺乏保障，生活陷入困难；
独生子女因天灾人祸伤残死亡，其父母承受着心理、经济、生存的巨大压力和负担；
企业职工实行计划生育后应享受的奖励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解决，政府将难以取信于民，并将给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句话，既概括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也说明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计划生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要深刻领会国家人口计生委张维庆主任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四个不变”的指示精神，即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没有改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天下第一难事业”的这种判断没有改变，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样一个基本任务没有改变，在实践中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不懈地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抓紧抓好。

三、我区贯彻落实《决定》的有关设想和措施

今年是 “十一五”人口发展规划的推进落实年，也是我区创建“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的启动之年，人口与计生工作无论是与《决定》要求相比，还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依然面临着人口总量持续攀升、严格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矛盾重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计划生育作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全区要继续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不懈地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抓紧抓好。

1、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决定》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自上世纪7 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两个生育高峰的叠加，使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此，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即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女子；
符合《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的可以申请，经县级人口计生部门批准再生育一个子女。人口计生部门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经济等手段，坚持依法管理和服务，一方面对符合再生育条件的育龄群众要做好政策宣传和服务工作；
另一方面，要按照《决定》要求，“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要从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对未来负责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

2、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决定》指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导致出生缺陷的主要危险因素有遗传因素和环境行为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曾起到重要作用的危险因素如高龄孕妇、近亲结婚、蛋白质、热能缺乏等的作用正在降低，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强制婚检制度的取消、环境污染和不良生活方式。根据现有资料，发生的出生缺陷主要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畸形、唇腭裂等。出生缺陷的后果极为严重，是胎儿死亡和婴儿残疾的重要原因，对社会和家庭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对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有重大的影响。

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要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与医疗保健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密切配合，大力宣传和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倡导科学婚检，倡导孕前优生检测，开展孕前、围产期、孕产期保健服务、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及康复等工作。通过努力，形成多部门合作的集社会干预、技术干预、政策干预、优质服务和信息网络为一体的出生缺陷监测网络及干预体系，全体市民的预防出生缺陷和健康生育的意识和知识水平显著提高；
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唐氏综合症等主要出生缺陷病种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有效预防残疾和提高出生缺陷患者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婴儿健康水平。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会改变人口的合理结构，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严重影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面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要积极开展广泛持久的宣传，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知识和各项奖励优惠政策，通过新闻舆论宣传、标语广告宣传、文艺演出宣传等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营造关爱女孩的浓郁氛围，倡导少生优生、男女平等的社会新风。实施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行动，实施计划生育弱势群体关怀行动，加强对计划生育女儿户贫困家庭的扶持力度，帮助计划生育女儿户解决实际困难，让女孩和女孩家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开展孕前监测、孕期保健、产后随访的优质服务，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全面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堵塞管理上的漏洞，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稳定。

4、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系。

近年来，我区经济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前来参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至2019年末，全区外来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0多万人，列入计划生育现居住地管理与服务的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只占80%左右，流动人口在我区生育数量逐年增加。其中也不乏“超生游击队”。区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在违法生育总数中占了较大比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为提高我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要深入贯彻实施《无锡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全员管理、亲情服务、民主自治、社会联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长效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和实践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同考核的途径和方法。一是推行免费服务，落实市民待遇。实行新市民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政策，为新市民提供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二是实行部门联动，完善综治机构。公安局、人口计生局共同举办流动人口户口协管员培训班，加强流动人口协管力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创新生育信息24小时通报制度，人口计生、卫生联动，严把计划生育政策关；
以居住点、工作点、经营点为抓手，进一步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动态管理。三是开展专项活动，维护生育秩序。在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点全面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宣传、自我服务氛围；
拓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的新思路；
开展“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维护依法生育秩序”为主题的流动人口违法生育专项活动，通过广泛发动，深入排查核实，抓住源头管理，依法立案征收，查处外来流动人口违法生育。不断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的水平。

《决定》明确提到：“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44亿人，占总人口的11.0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程度还不高，属于未富先老。要制定和落实老龄事业战略规划和政策，逐步实现又富又老，要坚决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之路。一是坚持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把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轨道，建立老龄事业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机制，使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兴办相结合。发展老龄事业，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推动老年服务业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三是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强化家庭依法养老意识，提倡、鼓励和支持居家养老，走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保障道路。四是坚持道德规范与法律约束结合。加强法律建设，建立健全法律约束机制；
完善道德规范，强化舆论引导，增进代际和谐，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五是坚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的同时，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广大老年人以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安享晚年。六是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重视农村老龄问题和农民养老问题，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养老的新途径。加强高龄老人、残疾老人、独居老人、老年妇女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和权益保障。继续抓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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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始终是首要的制约因素，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的原则，在努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合理发展人口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切实做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问题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认真分析**资源禀赋和现有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营绿色、建设绿色**”发展思路。绿色**的发展预期目标：到2020年，保持经济年均增长10.4%，gdp总量达到540亿元。在2000年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实现提前2年翻一番，提前5年翻两番的目标。在实施经营绿色，建设绿色**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但人口增长相对较快，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和人口结构相对失衡是众多因素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因素，其地位和严重性不容忽视。

1、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影响。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人口数量的增长减缓了全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速度和人均gdp水平，2000年全市人均gdp为2698元，较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4383元和1851元，与发达地区相比较差距更大，尚有7.35万人未解决温饱。根据经济学家计算，人口增长1%，需要经济增长3%左右，才能维持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形成所谓的“劣性均衡循环”，即新增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被所增长的人口消耗掉，从而没有余地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无力进行物质扩大再生产，也无力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表现在人口的盲目增长，威胁了人类的自身安全，出现了人口安全危机。从**市实际来看，在现有资源、环境条件下，**市人口合理容量为150-200万人，人口适宜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65人，而现在全市人口总量已达到292.6万人，超过合理容量近百万人，实际人口密度已达到124人，超过适宜人口密度一倍。据测算，到2014年全市总人口将达到300余万人，2020年后才逐年缓慢回落，人口总量增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2、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作为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居民总体而言，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人是生产力最能动、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因此，人口素质高低将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水平。人口素质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不高。根据五普资料显示，每十万人拥有受教育程度人口，**为7.51万人，全省为8.35万人，全国8.44万人，分别少0.84和0.93万人，其中大学以上**为0.17万人，全省0.41万人，全国为0.36万人，分别少0.24和0.29万人。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人数比例还不足全国和全省水平的一半；而文盲率，**为13.9%，全省为7.3%，全国为6.72%，分别高6.6和7.18个百分点，即高出全国、全省水平的一倍。再之，**的智力低下的痴呆傻哑人达10万多人，其比例高于全省、全国水平。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的速度，拉大了我们与发达地区的距离，是制约**经济目标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瓶颈。

3、人口结构对**发展的影响。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一方面来自性别比失调的压力，据五普资料显示，**市男女性别比为114.09，比正常性别比（103—107）偏高11.09—7.09。比全省男女性别比（108.4）偏高5.69，性别比的失衡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恶性循环，而且治理性别比的难度大，行政成本高。另一方面的影响是来自人口老龄化，据五普资料显示，**65岁以上总人口为7.09%，高于全省1.19个百分点（全省为5.9%），高于全国0.13个百分点（全国为6.9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突破了7%，由“四普”5.78%的成年型人口转变为老年型人口。人口步入老年型人口后年龄结构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老年人口数量增大，增长速度快。在总人口减少情况下，老年人口达到19.39万人，较“四普”增加了3.04万人，增长18.59%，年均增长1.68%。二是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三普”4.96%（年轻型）发展到“四普”的5.78%（成年型）和“五普”的7.27%（老年型），在较短时间内使人口的年龄构成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步入老龄化社会。三是超前步入老龄社会。老年型人口类型是全市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率低下的条件下过早到来的。**市超前步入老龄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未富先老，老年人赡养比上升，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是新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给我市经济带来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人口老龄化提高总抚养比，据陕西计生委预测，1990年陕西省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8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9个老人，2020年抚养16个老人，2030年抚养23个老人，2050年抚养32个老人，社会用于老年人口的保障费用大量增加，政府负担沉重；第二，由于家庭格局改变，大家庭被小型化家庭替代，小家庭里养老养小矛盾加剧，无力照料老人情况增多；第三，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第四，人口老龄化对社区福利和服务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解决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新的世纪，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先进文化，满足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实现这一崇高目标，最根本的就是加快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我市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口素质偏低，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的客观实际，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因此，切实解决好人口问题，对于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解决人口问题，控制人口数量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少生3.38亿人，使全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控制人口的成就举世瞩目。**市从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市累计少生138万人。为社会累计节约社会抚养费442亿元，平均每年积累节约27亿元，相当于全市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78.78亿元的34.3%，使全市人均占有粮食提高106公斤，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400元，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增长0.38亩。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根据有关专家推算，人口出生率每下降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36-0.59个千分点。如果实现零增长，将拉动每年增长gdp1.2-1.5个千分点。我国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对人均gdp水平提高的贡献份额约占1/3，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均gdp增长中，有26-43%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作出的贡献。

2、解决好人口问题，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人口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的观点，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市地处秦巴山区，人口基数大，人类生存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自然资源品种虽然繁多，但总贮量、总规模较小，人均占有量很低，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下，资源与环境的安全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显突出。全市人口总量占全省的8.2%。而耕地面积只占到7.1%。建国以来，全市人口总量增长了近2倍，近年来仍以年均万人的速度递增，而耕地却以年均2万多亩的速度递减，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解放前的3亩多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3亩，并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建设和退耕还林建设的发展而继续减少，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有劳动力投入量与资源环境拥有量达到一个合理比例，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我市目前工业化水平不高，剩余劳动力已达30万人之多。同时，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劳动力总量、迁移流动人口总量也将继续增加，并将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剩余劳动力还将持续增长，人口与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我市人口多、资源少，面积大、耕地少，剩余劳动力多，就业机会少的基本市情将长期存在，切实解决好人口与资源、人口与耕地、人口与就业这三大矛盾，必须首先解决好人口问题，这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3、解决好人口问题，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保证。我市81.1%的人口在农村，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是影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农村人口问题。切实解决农村人口问题，对于有效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村社会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市农村人口总量大，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迫切要求我们要重视解决好农村人口的问题。从人口分布看，2000年全市农村人口占81.1%，城镇人口占18.9%，城镇化水平不高；从经济收入看，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05元，农民人均收入低；从生育水平看，由于受农村生产条件、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和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农村人口的生育率普遍高于城镇，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重视和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产业化建设，推进城镇进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村人口问题，这是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保证。

4、解决好人口问题，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是我市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要确保这个宏伟目标顺利实现，就必须按照“一高一低”的要求，切实做到经济发展始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口增长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78.78亿元，而人均只2694元，与全省人均水平相差近2000元；2001年全国人均gdp为800美元，全省为600美元，而我市只有400美元，每年净增人口就要消耗掉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22%以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从控制人口的经济效益上看，计划生育的投入产出比为1∶8，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从人口发展形势看，经济增长有利于人口控制，但在经济起飞时期（人均gdp在300—700美元时），经济发展又具有鼓励和刺激生育水平升高作用，而我市正处在这一时期。同时，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兑现二胎生育政策时期，人口出生的高峰已悄然到来，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如果人口问题解决的不好，不能保持在较低的生育水平下，经济发展就会被增长的人口所消耗掉，人均经济占有量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既定的发展目标就很难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就会落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树立控制人口增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识，切实解决好人口问题，这是推进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

三、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改善出生人口结构，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新的时期，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重要文件和法律法规，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努力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中心任务就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好人口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确保全市经济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从**经济发展角度上看，主要应对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坚定不移稳定低生育水平，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7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36.46‰和10.78‰分别下降到2000年8.7‰-0.07‰。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实现了人口类型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与此同时，应当看到，全市的人口类型转变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取得的。强行进入低生育水平，这种低生育水平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任何思想上的松懈，工作中的失误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将造成生育率的反弹。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的任务更重，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一法三规”，用依法管理来解决人口问题。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管理是解决好新时期人口问题，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有效解决好人口问题，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实施依法管理人口问题，首先必须加强法制宣传。要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法制宣传和“四五”普法内容，广泛组织各级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活动，增强干部依法管理人口意识和群众自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意识。要组织各级宣传媒体，影视、网络等现代化宣传手段，扩大宣传的覆盖面，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次，必须提高执法水平。要切实加强对全市各级领导和计划生育干部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严禁违法行政，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三，必须严格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犯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生育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必须进行严肃查处，切实做到执法必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第四，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积极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努力实行村（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2、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和生殖健康服务，不断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宣传教育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先导宗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力度，首先要全面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及落实“关爱女孩行动”。要认真落实中、省关于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要求突出宣传以“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丈夫有责”为主要的内容的新的婚育观念。要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载体，把计划生育宣传作为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重要内容，大力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科学知识。要加大社会舆论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宣传舆论部门和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为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创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其次要全方位开展生殖健康服务，现阶段生殖健康被国家列入社会发展目标内容之一，大力开展生殖健康服务已经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展计划生育的老办法，依靠科技进步，开展生殖健康服务，通过优质服务提高工作水平，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一是全面实施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在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工作中，做好术前宣传咨询，术中规范操作，术后随访服务，保证手术安全；二是扎实开展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不断改进服务制度，强化以“三查”为重点的普及性服务工作；三是规范进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制定切实的干预措施，做好出生缺陷儿的监测工作，全面推广孕前、产前、新生儿三级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3、努力促进出生性别比平衡。出生性别比决定了人口群体性别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严格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不仅妨碍**市目前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的稳定，而且对今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构成严重威胁。从五次人口普查情况看，**男女性别比偏高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整体偏高，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均超出了正常范围。二是长期偏高，“一普”男女性别比115.99；“二普”为113.60；“三普”为114.35；“四普”为117.80；“五普”为114.09。三是随出生孩次递升，一孩出生基本正常，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偏高。四是存在着地区差异，宁陕、镇坪趋于正常，其它各县区偏高，主要是生育政策差异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人口发展过程的“生态失衡”，是“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和“男孩性别偏好强烈”互相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特别是b超对鉴定性别后的人工流产起了显著作用。所以，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当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政府行为。治理性别比，我个人认为，应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溺婴”、“弃婴”等列入《刑法》罪名，将其上升为刚性法律条文，只有司法真正介入，才能扭转现行计生法规和行政手段，在惩处利于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杜绝溺、弃婴现象上的不足。如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如何确定“非法”界线，法律上没有严格规定，实际无法操作，往往查处这类事件最后的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再如“溺婴”，目前司法解释是比照杀人罪，但是两者还是有本质不同，由于受封建文化和传统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溺婴比照杀人罪在实际操作中很困难，目前全国还没有这种案例报道，**更没有。况且利用行政手段处理这类案例，有举步为艰，很难落实相关责任等等。因此上述几个非法行为列入《刑法》罪名已成为当务之急，各级应从人大和计生业务两个渠道积极向国家反映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将其上升为硬性法律规定，只有实行司法介入，人为选择性别的结果才有可能杜绝。在目前尚无刚性法律条文时，只有依靠行政手段和综合治理两条路子。因此，各级党政要在充分认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危害性，明确思路，加强工作，把开展专项治理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加强宣传，营造声势，推广新的生育文化，转变生育观念，为降低出生性别比提供思想基础。要严格对b超和中止妊娠的管理，落实《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照顾二孩生育只给一次机会的规定，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违法行为。并且应当重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给予计划生育户和“双女户”必要的经济补偿和社会奖励，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减少后顾之忧。

4、抓住机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控制人口的关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在于发展经济，增强承受能力，增加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财力。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快速的人口转变使**市进入了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价格便宜，如果较好的解决就业问题，能够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劳动力年龄结构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够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尚不突出，财富积累速度较快，所以说这是发展经济的人口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对多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回报，也将给**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在实施经营“绿色**”的战略中，积极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扶持优势产业，大力发展“药、水、游”，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就有可能将潜在机遇转换为现实发展，真正形成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就有可能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如果错过这个发展机遇，一旦出现较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和较多的劳动力失业并存问题，丰富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劣势，就有可能钳制经济发展，甚至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老龄化意识。要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按照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在积极发展社会养老福利事业同时，重视大力提倡家庭养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养老事业走上法制化轨道，营造健康老龄化环境。老龄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出相应对策，做出战略性选择。

5、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机制建设，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任务，表明中国的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在“抓紧抓好”的要求下全面改革和推进21世纪上半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方法和机制。《决定》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为本，综合治理。而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一个综合治理的服务体系，特别是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体系。此外还包括对独生子女家庭、二女结扎户的奖励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继续推进计划生育“三结合”，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尽快脱贫致富的扶持和帮助；依法行政，保护实行计划生育的干部和群众的合法权益等等。

在未来十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稳定住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为此要在三个方面做好保障：

——建立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等途径，引导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通过对计划生育户小额贷款、项目优先、科技扶持、政策优惠等措施，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和发展经济、扶贫开发、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少生快富。

——建立鼓励家庭实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实行节育补偿、家庭福利、奖励优惠等形式的利益倾斜。对独生子女家庭给予一定数量的奖励费，城市和有条件的地区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补助。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承包基地、就业、就医、住房及子女入托、入学等这方面给予优待。

——建立有利于人口与发展特别是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建立养老、子女**、合作医疗、母婴保健保偿、计划免疫保偿和节育手术安全等多种形式的保障制度。在城市，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障制度。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育保障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育保障水平。鼓励社会参与救助和志愿者服务，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综上所述，在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是首要的制约因素，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切实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不移地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作者系**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篇三

巨大压力，造成人均资源减少、就业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种种资源和环境问题，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的不同侧重点：

①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

问题：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制约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措施：鼓励生育，接纳移民。

② 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

问题：人口老龄化，青壮年负担过重以及赡养众多孤寡病残老人。

措施：关心照顾老人，建立社会保障、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⑶ 巴西(澳大利亚)人口集中于东南部，

原因：

① 气候温和湿润，地形平坦，利于耕作;

② 交通便利，多优良港湾，工业发达;

③ 欧洲殖民者最早到达这里，开发历史较早;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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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章以甘青地区为例，探讨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探讨其发展路向。

关键词：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

早期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布莱克（）指出现代化意指科学革命以来，在人类知识增进之下，传统社会制度演化适应现代的过程;英格尔斯与史密斯（inkeles and smith）则认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社会多数成员的价值取向，当大部分的人均能接受并自发性追求现代化的生活，则有助于现代化的推进，也就是个人现代性的形塑。我国学者罗荣渠认为我国在1949年以前，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至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发源于西方且自外而内影响中国社会，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镶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系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巩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些民族因其人口较少、传统文化相对简单的特点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其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0.1419%，约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689%（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这些民族的发展会遇到与人口数量及分布状态有关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性和政府针对他们的特点开展帮扶工作应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一、人口较少民族概况

（一）人口较少民族的提出及界定

一直以来，学界对“人口较少民族”称谓也存有不同意见，学者将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称为“小民族”、“少小民族”、“弱小民族”、“小小民族”、“小族群”等等。这些称谓，除“小族群”外，其余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基本上都反应了各民族“人口少、传统文化相对简单”的特点，即费孝通先生表述的“根蒂不深、人数又少”。“族群”概念因在我国多民族社会发展的实际场景中使用，与“民族”概念的使用还存在争议，“族群”概念的文化性与“民族”概念的政治性，致使其边界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小族群”概念的使用若注重文本场景，则可以避免社会各界的误读，如有学者就在文本运用中将小族群分为三类：第一，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即10万人口以下的小民族或小小民族;第二，我国未识别群体、要求重新识别群体及有族属争议的小群体;第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支系、边缘群体。

“人口较少民族”一词最早见于钟赫1989年发表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况》一文，指的是“人口10万以下的民族，我国共有26个，分布于11个省区”。2000年由国家民委领导，费孝通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将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国家民委制定的《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中将在我国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统称人口较少民族。此时，10万人口也不是绝对的划分标准，2005年纳入《规划》的毛南族和撒拉族人口已经超过10万，分别达到107166人、104503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6月20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又将人口在10～30万间的景颇族、达斡尔族、仫佬族、锡伯族、土族、柯尔克孜族等6个民族纳入扶持范围，使扶持的对象达到28个。因此，若无特别的文本说明，现在所说的“人口较少民族”统指的人口在10～30万之间的少数民族。

（二）人口较少民族概况

总体上看，人口较少民族的地域分布主要呈现三类特点：

一是分布在河湟民族走廊地带，有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区域。这里正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带，是农业与牧业两大经济区的桥梁及迭合地带，也儒家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互动共生地带。历史上，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不同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今天此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的分布格局和共生体系。

二是分布在藏彝民族走廊地带，包括景颇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藏彝民族走廊“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王权多元与文化多元，产生了“走廊文化”以及“多元一体格局”宏观视域下各民族的流动。因此，在“藏彝走廊”上，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力量强弱之变与中原王朝的边界密切相关，其发展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的沉淀形成目前藏彝民族走廊地带人口较少民族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三是分布于我国边疆地区，包括有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京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仫佬族、毛南族、高山族。边疆是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相生共存的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在独特的地域环境下生存，造就了在其地区文化的层次性、丰富性，与内陆文化统一性之间形成的具大差异。独特的地理因素使这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在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不仅关系民族自身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边疆社会的稳定發展和国家安全。

独特的时空地理环境给人口较少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存环境较差，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贫困问题突出，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随着我国新时代社会发展新要求的提出，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普遍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

二、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困境——以甘青地区为例

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日益推进，所有的现代化社会必定面临四个关键性问题或四个阶段：一是现代性的挑战，即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了最初的对抗;二是现代化领导的稳固，即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三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即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使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四是社会整合，即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的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加之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存在一定困境。笔者以甘青人口较少民族为例，试进行分析。

（一）发展的迫切性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牵制

人口较少民族处于人类社会的边缘地区，既是指地理区位而言，也是指社会发达程度而言。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大格局中，甘青地理上的相对边缘位置影响了战略发展上的迟滞性，并迅速拉大了与核心发展区的差距。与此同时，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土族紧抓发展机遇，快马加鞭地“追赶”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甘青地区劳务经济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亮点纷呈：化隆牛肉面统一店面数量、规模、档次不断提升，并落户澳门;循化撒拉民族餐在迎奥运全国餐饮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中荣获团体组织金奖;撒拉族刺绣奥运福娃做为礼品被北京奥组委接收;互助土族庄院落户中华民族博物院;劳务输出由政府信息引导，培训机构订单定向技能培训，市场运作，群众自愿外出，劳务经纪人带队，相关部门服务的格局基本形式。这些亮点表征了这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民族自身发展具有迫切性。但是，保安、撒拉、裕固、土族社会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敏感也牵制了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二）变迁的社区及其社区治理现代化能力不足

甘青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居住农村社区，其文化素质、心理状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明显区别于城镇社区，特有的生活样式和村庄本土气息就像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所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进入新时代，现代化的进程搅动了乡村的平静，撒拉族打造“撒拉族人家”餐饮品牌壮大劳务输出;保安族地区青壮年也频频外出务工，裕固族生态旅游的发展致使相对封闭的村落逐年开放，人们开始进入城市（镇）寻求新的经济来源，削减了传统村庄作为社区经济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此外，城乡教育的差距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也迫使家长通过各种努力实现“孩子进城”，致使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传统上基于共同的生态环境、生活空间以及熟人社会的社区网络趋向瓦解，致使乡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受到限制。

（三）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两难

文化产生于民族长期的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内部的指令，凝结为民族精神，正如社会学家e.希尔斯指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着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甘青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基于较为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拥有独特的生计方式和语言文化资源，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然而，随着国家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现代生活因素的渗入，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在所难免。例如21世纪，国家实行生态移民政策开始，裕固族由原来的游牧逐渐演变为经商—半农半牧—农耕定居—形成多元经济发展，裕固族原来的生活空间也由原来的游牧转为定居，传统文化随之变迁;保安族、撒拉族、土族民族语言使用呈现衰退状态;撒拉族刺绣、土族盘绣和保安族腰刀都均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尽管如此，依然面临保护传统文化发展有限，想发展则传统文化就要衰退的非此即彼的尴尬处境。

（四）资源和项目扶持与社会组织培育的缺失

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少数民族为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规划蓝图。进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国家为甘青人口较少民族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各类资源和各项扶持，如在保安族高李、甘河滩等村建立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在撒拉族新建村庄内建立的养殖业协会、在裕固族明花乡黄土坡村建立的西瓜合作社等。这些扶持项目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些项目资源由农村基层行政组织进行分配和管理，合作社、互助社在民族社区的特殊环境和运行成本等考量下，其管理机构基本上都为基层行政组织的移植。久而久之出现利益集团关系网络，不利于项目资源的有效实施。如此，国家制度性提供资源项目，缺乏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地区的文化适应问题的考量，缺乏与项目资源相配套的组织资源的培育和发展。

（五）人的现代化过程的缓慢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教育对个人的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个人现代化过程中普遍接受学校教育，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甘青地区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土族文化程度普遍低于汉族，初中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较低，民族之间文化程度上发展也不平衡。（如表1所示）

个人的现代化进程除了早期接受学校教育外，在后期生活经验中多来自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同大众传播媒介接触的程度与范围。甘青地区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和土族個体在离开学校之后多往返于乡村与城市（镇）之间学习、务工，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乡村现代化的力量。然而，一定层面上文化教育的不同程度局限了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工作的能力，影响他们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的获得，致使整个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受限。

三、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一）转变“二元”对立的价值理念

学术界中，关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也出现了要生存发展还是保护文化的两难选择，即要“人”还是要“发展”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二分并视为对立、“非此即彼”的价值理念充斥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传统”与“现代”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对比类型，已经深入人心，致使人们往往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发展就要放弃传统，传统是推进现代化的障碍。近些年来，“传统—现代”、“落后—先进”二元对立的观点受到批评，现代化理论家们也认识到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极，传统实可以与现代结合，存续于现代社会中并发挥其作用。而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让人民大众从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与窠臼之中走向实践，转变“二元”对立的价值理念，让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在新时代多元环境中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谋求现代化发展。

（二）进一步完善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

国家的扶持政策对人口较少民族未来影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发布以来，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以大力的扶持，为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在我国关于全国发展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争论中，往往把如何将全国发展的理论应用到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实践当中作为根本原则，很少以人口较少民族为主的视角来考虑适合当地的发展理论。于是，在这些地区，就面临“不发展不行，发展太过就会迷失自己”这样的两难困境。因此，我们要在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和发展理念;不仅是要在横向意义上“提升”政策的理论，而且要在纵向意义上“反思”政策的实践，不断完善国家扶持政策。

（三）驱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内源力”

我国的现代化是源自于外力的冲击而产生，并非是内发的创造，故呈现一种新旧交杂的局面。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促使国家不断地对其进行外源动力的输入，从而推动该社会发展。然而，外援式的推动发展只能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农村社会的经济形态，无法改变其固有的社会逻辑，急功近利的色彩导致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缺乏长效性。诚如有学者所述：“西部富有的资源和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力支持，并没有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反而发展成为一种依赖——供给型经济，形成了一种走不出贫困的怪圈。”所以，目前在国家和东部发达地区外源动力输入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结合人口较少民族特定的文化与历史环境，找寻适合的现代化发展的有利因素，驱动该地区的“内源力”。

（四）给予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弹性

人口较少民族多聚居于相对贫困地区，通过技术提高、资金注入、生产方式变革和政策优惠等来摆脱贫困，最终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进入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治理。这种刻板僵化的发展观和治理理念，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会治理的弹性。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到各种具体事务和民众的各种利益需求，常常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因此，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治理必须从其发展的实际出发，保持一定的治理弹性，以灵活地适应各种条件的变化，保证民族地区社会运行机制稳定、卓有成效地运作。笔者认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必须依据环境变化对其政策持有灵活性、以及应对事件的灵活的应变能力，如让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中，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因此，适当给予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弹性，一定程度上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可以做出恰当的规避、预防或缓解的行动，有利于该地区现代化的发展。

四、结语

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弱势地位，使其作为被动接受者在东部发达地区的“现代化”目标引导下，力图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与原來社会不同，而以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模式为取向的努力中获得“主动者”地位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东部发展模式的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发展本身也是文化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在需求，并且是多元民族文化繁荣的前提。但发展的悖论警示我们：在试图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特别是横向分类和谐问题的权杆时，我们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综合平衡的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以主体身份来参与发展并分享成果。因此，当前关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中，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增强国家的规划扶持外力的同时，激发人口较少民族内部存有内生的或隐性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

参考文献：

*本文为2019年度北方民族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生态系统理论下的甘青人口较少民族精准扶贫研究”（2019xysmy03）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王丽霞。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