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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来,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形下,为实现稳增长和内部均衡的目标,国务院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促进货币政策的稳健施行和增强微观主体经济的活力。然而,在精细化管理的背景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难度比过去更大。因此,针对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化解信用紧缩难题,本文进行了相应的探讨。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疏通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资金数量或利率信号等货币政策工具,借助系列中间指标,达到政策最终目标的传导途径与机理。2018年以来,债券市场违约数量和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尽管央行货币政策较为积极地释放流动性,但市场信用环境仍趋于缩紧,这充分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够通畅。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目前“宽货币”转化为“宽信用”、货币政策能稳定经济的关键。
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两个环节:一,央行通过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为;二,金融市场与机构通过控制资金的流动,影响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儲蓄、消费与投资。这里主要研究第二个环节,即资金在金融机构向企业传导受阻时的应对措施。总体而言,化解信用紧缩难题,将流动性传导至实体经济,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央行需要对“实体经济”有明确的界定。目前,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强调要“精准滴灌”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如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减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需注意的是,这里央行把国内居民住房按揭贷款也归纳到实体经济范畴内。然而,无论是从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分类来看,还是从住房的实际功用来看,住房均具有投资属性,将其归为实体经济较为不妥。当央行选择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房地产行业、基建等通常是信用的承接者,货币政策并没有降低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难”的问题。央行只有对实体经济有合理清晰的界定,才能评判出资金是否流入真正能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才能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
其次,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赖于信贷机制的疏通。当前国内信贷融资占比较大,因此信贷传导渠道在国内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然而,当前普遍存在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的现象,导致信贷政策传导不通畅。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几家抬”的政策合力,从供需两端筑牢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
一方面,商行应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的有效供给。第一,商业银行应提高贷款定价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培养和锻炼对中小企业“能放贷、敢放贷”的意识和本领,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为信贷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第二,加大发行永续债补充银行资本,破解“放贷不能”的实质性约束。受监管指标的影响,商业银行面临较大资本约束。而发放贷款等风险加权资产需要商行补充更多的资本,制约了“宽信用”的实现,因此需要通过发行永续债等多渠道来补充银行资本。第三,要让商行“敢放贷”,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和融资增信机制。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商行对实体经济信贷资金的投放意愿。因此,通过改善征信体系和融资增信体系,可以缓解中小企业抵押物少、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增大银行信贷投放意愿。
另一方面,实体企业应当提升管理能力,降低经营债务风险,创新驱动形成核心竞争力。银行对企业惜贷,也有企业前期债务杠杆率过度扩张,银行加大风险预控的缘故。因此,想要银行落实信贷政策,企业自身必须要加强内部治理机制,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势,加大自主创新研发来增强企业的综合能力。并且,现阶段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地支持实体经济,通过定向降税减费、增大财政支出,以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制造业、小微企业提升盈利水平和信用能力营造良好的环境。
其三,扩大直接融资渠道,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央行对商行强化考核和窗口指导的短期效果有限,从中长期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需市场机制的完善。因此,一方面需要丰富市场直接融资渠道,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和完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增加贷款供给的竞争性,以改善企业的信用环境。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尽早实现存贷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运行。只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真正地和市场基准利率更紧密地挂钩,才能激励银行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从而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此外,实现利率并轨可以使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渐转向以利率传导为主的结构性工具,更好地化解金融市场化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稳健的货币政策想要实现稳增长和促进内部均衡的目标,就需从明确实体定位,改善信贷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和利率并轨等层面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此时,央行实施降准等政策释放的流动性才能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此外,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的效用。最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释放流动性时,也要适当、协同推进去杠杆。既要对有市场、有前景、有竞争力的企业“宽信用”,又要对资质过差的企业“去杠杆”,打破刚性兑付和推进破产重组,真正实现风险出清。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发挥“稳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相关热词搜索:;qe的投资组合余额渠道(the portfolio balance channel)主要通过狭窄的渠道影响所购买资产的价格,而溢出效应则取决于资产和经济条件的详细情况。该渠道并非如美联储预期的一样,通过宽广的渠道影响市场,比如说影响所有长期债券的期限溢价。
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通过稀缺性渠道产生影响的。美联储购买了大量新发行的mbs资产,这已经导致当期mbs资产(current coupon mbs)产生了稀缺性溢价,使得mbs资产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低于零。当期mbs资产的稀缺性鼓励了银行发放更多的贷款,缓解当期mbs资产的稀缺。通过资本约束渠道和稀缺性渠道不断降低二级市场mbs利率,很可能存在有益的宏观经济影响。
美联储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大大地拉升了美国国债的价格,但对私营部门债券收益率来说,溢出效应有限,因此对经济的好处也有限。投资者对长期的无风险资产有需求,这导致了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溢价。因为美国国债能提供作为高质量的抵押品和长期极端安全的(在名义价格上的)价值储藏手段的经济好处,这些好处驱动了安全性溢价。美联储购买长期的无风险资产,降低了这些资产的供应,因此也拉高了长期无风险资产的安全性溢价。虽然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的计划降低了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但它们的福利效应(welfare effects)是模棱两可的。这些购债最主要的有利影响来自于拉升私营部门无风险资产价格的溢出效应(这些资产可替代无风险的美国国债)。然而,因为私营部门制造长期无风险资产的能力有限(3a信用评级的企业债券凤毛麟角),这些对经济有利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此外,因为美国国债安全性溢价通过降低美国国债的供应来向投资者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所以也在剥夺经济系统中极端安全和高流动性的资产,因此所带来的好处被减少了。
与狭窄的渠道更为一致——资产购买主要影响所购买资产的价格(对高风险资产价格的影响非常有限)。
美联储应该首先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然后出售其美国国债的投资组合。第二,美联储应该出售高息(higher coupon)的mbs资产(较早购买的),因为这将对一级市场的抵押利率产生非常小的影响。这个操作顺序的最后一步是,美联储应停止购买当期mbs资产,因为这个工具是现在刺激经济的最有益的源头。
我们接着讨论退出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政策的沟通挑战。在我们研究的所有渠道中,现在资产价格会因未来lsap的购债总规模预期改变的新闻而变动。实际上,相对于传统货币政策,qe的一个主要特点是,qe必须购买大量较长期限的资产(所以理论上欧洲央行的omt购债计划不是qe,因为omt购债计划只限于购买期限为三年以下的资产,仍属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短期利率)。因为与短期限资产相比,长期限资产的价格对未来政策的预期更为敏感,控制这些预期在qe的传导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退出qe中向投资者的政策沟通方式将更为重要。在lsap政策上,美联储一直在其沟通方式上保持含糊。美联储一直在经济的模态预期(modal forecast)下,提供关于lsap购买资产的量化和时间信息,加上关于取决于未来经济状况的政策的含糊信息。美联储选择这种沟通策略,是因为美联储对lsap政策传导渠道的一知半解,所以希望保留更多的灵活性。
于在传统货币政策下,在lsap政策下设定规则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更大。这是因为,lsap针对的是长期债券,这些债券的价格对未来的政策预期特别敏感。在声明中缺乏控制lsap政策的明确指引,投资者将对任何关于美联储在lsap上的行动意图的信息作出反应。今年6月19日fomc会议后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就是资产价格对关于lsap政策进展高度敏感的证据。资产价格的波动性是美联储保留政策制定灵活性策略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是,美联储不能订造一个退出方案。我们已经建议退出的顺序,从出售美国国债到停止购买mbs资产。但这个退出顺序,在投资者面对美联储lasp政策规则的不确定性前,并不能实施。现在,因为美联储的灵活性策略,任何退出的措施都会被投资者认为是显示政策定制者偏好的一个信号,这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个现象的一个例子可能从投资者对今年6月fomc会议决议的反应看到。从6月18-20日,为了回应关于lasp政策的信息,投资者重新修订了他们的货币政策预期,预期美联储将更快地紧缩。这个市场反应凸显了提供lsap政策规则的潜在好处。
近期可能降准。
2020年初,疫情蔓延,为对冲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央行实施超市场预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后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前期过度宽松的流动性导致监管套利活动增多,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央行货币政策自5月份开始持续回归正常化,在减少流动性投放的同时,要求银行大幅压降结构性存款余额,资金利率中枢和债券收益率同步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在11月19日升至3.35%,为2019年5月以来新高,较4月8日创下的年内低点2.48%大幅上行87bps;1年期最高在11月24日升至2.97%,较年内低点4月23日的1.12%大幅上行185bps。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其一,呵护跨年流动性,但尚不足以解释央行如此大的投放力度。12月历来是资金需求最为旺盛的月份,除了缴税因素外,还有mpa考核、年底资金回笼、冲业绩等因素形成资金扰动。加之12月国债发行量高达7263亿元,净融资额为5550亿元左右,仅比11月减少124亿元,大幅高于历年12月,因此需要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保障跨年流动性安全无虞。
其二,稳定市场预期。10月下旬以来,大型aaa级企业的信用违约事件此起彼伏,导致债市震荡加剧,广义基金遭遇赎回压力而被动去杠杆,加之质押融资的门槛抬高,造成货币市场流动性分层和信用债市场信用分层的现象愈加明显。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有助于缓解市场的资金压力,促使融资成本回落,稳定债券市场预期。12月全市场的隔夜和7天回购利率均值已较11月分别下行79bps、28bps至1.14%、2.34%。
其三,部分弥补银行的中长期流动性缺口,抑制银行资金成本的抬升。截至11月,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余额已连续七个月下降至7.46万亿元。受此影响,11月银行同业存单的各期限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均值较年内低点的5月上行143bps至3.16%,超过1年期mlf操作利率2.95%有21bps,接近2019年高位11-12月的水平。受此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也跟随负债端上行,2020年三季度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二季度上行6bps至5.12%,扭转了此前的下行趋势。
因此,央行通过增加mlf投放,释放中期流动性,部分弥补银行的中长期负债缺口,压降银行的资金成本,以免影响实体经济的融资。在央行的系列操作下,12月银行同业存单的发行利率已明显下台阶,截至12月31日,银行的同业存单平均发行利率已较11月末下行50bps至2.85%,12月中下旬主要在2.85%-3.10%区间内运行。央行成功纠偏,引导市场利率(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1年期mlf操作利率)中枢运行。
其四,希望改善市场融资环境,遏制信用违约风险的蔓延。11月的信用违约事件导致信用债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受到较大冲击,11月一级市场推迟或发行失败的债券规模高达2135亿元,较10月大幅增长86%。
11月21日,国务院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指出,要秉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会议也提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12月非金融企业信用债的到期量为1.23万亿元,较11月增加844亿元,企业债务偿付压力增大。央行此时增加货币供应,以改善市场融资环境,恢复信用债市场的融资功能,缓解企业的借新还旧压力,遏制违约风险的上升和蔓延。
在央行的呵护下,12月一级市场的推迟发行或发行失败的债券规模减少至1338亿元,接近2020年的平均水平(1354亿元),融资功能有所恢复。从信用违约情况看,12月债券市场有5家企业违约,较11月减少4家,涉及债券规模108亿元,较11月减少119亿元。
相关热词搜索:;▶ 欧洲面临通缩风险货币政策承压
西班牙3月份cpi初值较同比下降0.2%,创2009年10月以来最低。此外,西班牙3月份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同比亦下滑0.2%。数据公布后,西班牙指标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近十年来最低水平,葡萄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2010年初以来首次跌破4%,欧元走低。另外,德国cpi数据也低于预期。欧元区通缩风险进一步上升,市场对欧洲央行被迫开启qe购买政府国债的预期增加。德国和西班牙同属欧洲前四大经济体,两国cpi数据的疲弱将给欧洲央行制造不小的压力,3月份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决定维持现有的货币政策不变,市场拭目以待欧洲央行的新一轮会议是否会考虑推出进一步刺激计划。
▶ bis: 美元在储备货币中份额将下降
国际清算银行(bis)银行部主管peter zoellner表示,未来几年美元在各大央行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下降10%~15%,但不会威胁到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他还表示中国人民币的地位将继续上升,但并未预见人民币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取代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选择。
很多央行拒绝公布储备货币的具体构成。然而,这些央行在货币配置上的转变一直受到外汇市场的密切关注。bis去年做的调查显示,外汇市场的交易量达到了每天5.3万亿美元。
▶ 日本核心cpi触及16年高点
2月份日本cpi为100.5,同比上升1.3%,连续9个月上升。上升幅度与1月份持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物价指数也上升0.8%,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达到16年来最快增速。
由于日本央行采取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致使日元贬值和核电站停运,导致进口燃料价格居高不下,能源价格继续保持升势,其中电费上涨9.3%,煤气费价格上升5.3%。空调、洗衣机等家庭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7.3%。电视机和电脑等教育娱乐耐用品价格上涨6.3%。
相关热词搜索:;内容摘要: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问题是货币理论的核心问题。从市场环境因素出发,通过分析货币供应量在银行信贷体系和资本市场中的传导阻滞,解释了我国货币政策效率低的市场原因,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信贷体系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否畅通。根据西方货币理论,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可以通过利率、信贷、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等途径来实施,但这些传导途径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各国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相对重要性与该国的经济环境及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有关。因此,上述四个途径可以归为两个渠道:资本市场传导渠道和银行信贷传导渠道。利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汇率主要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而信贷传导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影响实体经济。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现状
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将货币供给传导给实体经济环节,转化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2000年前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形成的货币供给增量在银行渠道与资本市场渠道中发生了“吸附”与“沉淀”,导致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水平。
银行信贷渠道中的传导阻滞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是指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减少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变化,使银行的贷款供给增加或减少,从而影响到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银行体系承担着组织资金融通的任务,所以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推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信贷传导渠道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由于“货币幻觉”和谨慎储蓄动机,公众对利率不敏感;经济领域存在垄断现象和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企业成本约束较小;银行体系,特别是占绝对优势的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完全商业化,存贷行为缺乏理性——要么过于保守(惜贷),要么过于冒险(深度参与房地产),货币政策无法通过信贷渠道准确地传递到公众和企业,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中的货币“沉淀”
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渠道由两个环节构成:首先,货币政策作用于资本市场,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其次,资本市场通过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企业与社会公众的消费和投资行为。
成熟的资本市场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和严格的退出机制,它能迅速将央行的货币政策传递到实际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去。然而,由于市场发育和投资者行为不成熟,市场投机气氛浓厚,我国资本市场将货币资金转化为实际投资与消费的效率低,大量新增货币供给在资本市场中长期“沉淀”,从而形成并加剧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阻滞。大量资金在一级市场聚集,认购新股;上市公司募集到的资金没有全部投入到生产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向股市回流;大量资金沉淀在股市,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炒做。股市失去了把社会资金转化为产业投资的融资功能,政府货币政策的传递渠道失效。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阻滞的实证检验
实证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有很多种方法,由于在银行信贷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中,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主要的中介变量,所以我们分别以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与代表实体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传导渠道的阻滞程度。采取的方法是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以考察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1、m2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由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经济时序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直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所以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其是否平稳,然后再做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
由表1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上,lngdp、lnm
1、lnm2都不能拒绝单位根,是非平稳过程。差分一次后,确定前两个变量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后一个变量在1%置信水平上小于临界值,说明三者在差分一次后都变得平稳,均为i(1)过程。
协整检验
由表2可看出,8.4415.41,9.3815.41,这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均接受原假设,即无论是广义货币供应量还是狭义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传导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效果不显著。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定上述结论,再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其进行考察。
结论与建议
采取积极政策扩大实际消费和投资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仍然处在转轨时期,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在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配套的保障和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以医疗、养老、失业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众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这样,公众才会有信心把手中的货币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和投资,从而疏通货币政策渠道。
完善银行信贷体系改革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融资手段主要依靠银行,货币政策贯彻主要由银行渠道来实施的局面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为此,如何优化我国金融结构,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对于我们有效实施货币政策显得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银行信贷体系改革应主要从推进、深化商业银行市场化、发展民营中小银行、完善银行内部管理体制和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出发。
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育比较迟,成熟度较低,如股市行情还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票价格也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价值。为增强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必须改善股市监管,完善市场功能,活跃股票及债券市场的交易,使股票价格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引导资金流向实际的产出部门,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同时,为货币政策的有效运作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本站】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该份报告对欧美国家的低利率环境所带来的问题作出详细探讨,明确指出利率过低会导致“资源错配”“脱实向虚”等诸多负面影响。
该种颇具新意的论述,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风向将变?基于不同的角度来看,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不是”的理据是:2016年以来,在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出现的一个长期性、根本性变化是,不再仅仅从名义上,而是从实质上坚决转向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转向即使在疫情巨大冲击下亦未有大的松动。从纵向对比情况来看,2020年以来,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与供给总量相比历史水平,总体仍处于平滑波动状态;从横向对比情况来看,相比诸多欧美经济体“史无前例”的救助计划和刺激政策,我国以“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为基本对策的应对举措力度适中、效果可控,体现出极大的战略定力与政策连贯性。未来时期,货币政策仍将接续稳健基调,在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主导下保持连续稳定,不会出现“急刹车”“大掉头”等非常态操作。
说“是”的理据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及时根据发展阶段与形势变化,积极主动地去进行动态适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新迹象,必然要求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在合理区间内做出相应的边际调整。
这种调整其实已经在连续进行。譬如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一季度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攀升13.9个百分点,是仅低于2009年一季度的历史次高点,但二季度杠杆率攀升7.1个百分点,只及一季度的一半左右,涨幅已大大收窄。
由于政策效果显现具有一定延后性,当前支持货币政策进一步微调的现实因素在加速呈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两项因素分别是:一方面,虽然疫情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冲击仍在,但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经济社会运行已基本趋于正常,下半年经济增速已较有把握回到潜在增长水平。另一方面,在流动性较为充裕背景下,以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某些领域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有所抬头,二季度商品房交易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居民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和经营性贷款在短期消费性贷款出现明显降幅情况下,呈现出与之背离的高增长态势。
此外,与需求端戏剧性的深v型反转相比,更值得警惕的是,近期热点城市土地价格已出现点状加速上涨迹象,而这一幕,虽然在“热度”上还远未达到2016年时的状况,但必须看到,由土地价格这个先行指标明显变化,导致预期急速变化进而引发市场“突然间”进入自我实现的狂奔中。这个“脚本”已经反复多次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中上演。
所以無论是以邻为鉴或是以史为鉴,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都应该防微杜渐,在无违于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的合理区间内,因应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采取不同侧重的前瞻性措施,动态统筹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等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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